湯顯祖出生在四代讀書習文之家，5歲能屬對聯，10歲即學古文，14歲補為諸生，21歲以排名第八的成績中舉，儒家經國濟世、兼善天下的理想是他最初的人生追求。但他的祖父40歲後隱居鄉村，好老莊、喜談神仙，並勸慰湯顯祖棄科舉而習道術；祖母篤信佛教，一生誦讀佛家經文不輟。在南京任職的後期，湯顯祖又與著名禪僧達觀相識，成為摯友。加上進士考試中屢遭挫敗，當時官場腐敗，湯顯祖的思想逐漸發生著變化。達觀賜湯顯祖佛號“寸虛”，湯顯祖自署“清遠道人”，其中皆有佛道淵源。
明清兩代學者對湯顯祖及其作品中儒、釋、道思想的評說，對後世關於湯顯祖思想的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明代王思任《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敘》中所說的“《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王思任從湯氏“四夢”著眼，言雖簡括，意卻透徹精辟，不僅揭示了“臨川四夢”的意旨，也透漏出了湯顯祖思想的複雜性。也有直接對湯顯祖思想進行評價的，如王季烈《楋廬曲談》的“義仍晚年，懺綺情而耽仙場，悠然有出世之誌。”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前，對湯顯祖思想的研究依然不夠係統、不夠深入，也缺乏新意。直到戲劇研究家吳梅、青木正兒等，在他們的論著中才開始對湯顯祖的思想進行係統而深入的研究。吳梅在其《中國戲曲概論》中論及湯顯祖《南柯記》時，說這部作品是“暢演玄風。為臨川度世之作。亦為見道之言。”
青木正兒認為湯顯祖晚年“詠歌自適，悠然有出世之誌。”並進一步指出其“四夢”之旨：“《邯鄲》以道教為歸宿，《南柯》以佛理一貫，同悟人生為一夢。此蓋作者以晚年心境托之遊戲之筆而發之乎？”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承此說，認為《邯鄲》、《南柯》二記“寓意相同，一歸於道，一歸於佛，那都是作者借以指示富貴功名的虛幻。”
徐朔方在他的《湯顯祖集》前言中，係統分析了湯顯祖的老師、泰州學派大師王艮的三傳弟子羅汝芳對湯顯祖思想的積極影響，和湯顯祖閑居南京時同顧憲成為首的“清議派”人物的來往；還從湯顯祖30歲就在南京清涼寺登壇說法，與達觀和尚神交頗久，指出其所受佛教的影響比道教要深。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認為：“湯顯祖的思想比較複雜。他的父親是個嚴正的儒者，祖父卻好老莊、喜談神仙，‘家君恒督我以儒檢，大父輒要我以仙遊’（《和大父遊城西魏夫人壇故址詩序》），這兩方麵都對他有所影響。少年時他曾師從泰州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羅汝芳，羅氏接近於禪學的哲學觀念和反對程朱理學的思想立場對於他的世界觀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在任職南京的後期，湯顯祖與著名禪僧達觀相識，成為摯友。差不多時，他讀到李贄的《焚書》，深表傾慕。相隔多年，在辭官以後，他和李贄曾相會於臨川。李贄和達觀在晚明思想界人稱‘二大教主’（《萬曆野獲編》），他們的影響對湯顯祖思想的成熟有著重大意義。總的說來，湯顯祖的人生態度有兩點是最顯著的：一是積極用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在屢遭挫折後，難免一佛、道虛無之說看待現實，視塵世為夢幻，而這種虛幻感又並不能完全排除他內心的憤激；一是沿著李贄所代表的方向，強烈反對程朱理學對人性的桎梏。”
另如郭預衡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也持同樣的觀點。從湯顯祖少年時師事泰州學派大師王艮的三傳弟子羅汝芳；非常崇拜比自己年長20餘歲的思想家李贄，在辭官後的第二年，在臨川與李贄相會；與名振東南的佛學大師達觀為摯友等方麵剖析了湯顯祖的思想及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