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廂》的出現，也許我們隻能用“驚豔”來形容。他讓我們驚奇地發現，原來在文化日益衰落，文人地位急劇下降的元代，也能創作出如此之優秀的作品。隨著《王西廂》的登場，董解元塑造人物的缺陷立刻就凸顯出來：首先，老夫人的形象不夠典型。《董西廂》中的崔夫人雖然被確立為崔張二人在追求愛情自由道路上的對立者，但其實她並沒有起到太大的阻撓作用，甚至有時還會讓讀者覺得老夫人通情達理，知恩能報。譬如當老夫人得知崔張二人已生米煮成熟飯時，雖然暴怒，卻很為自己的女兒著想，專為此事征求鶯鶯意見，問她道：“事已如此，未審汝本意何似？願則以汝妻生，不願則從今斷絕。”老夫人怕的是女兒因一時的情難自禁而失足成恨，怕她誤入歧途而覆水難收，告訴她願嫁則嫁，不願則就此作罷。這些話在我們今天聽來仍是很有人情味的，感覺老夫人是很有民主作風的。且在征得女兒的同意之後，崔夫人第二天便向張生主動請婚，對張生說道：“昨不幸相公歿，攜稚幼留寺，群賊方興，非先生矜憫，母子幾為魚肉矣！無以報德。雖先相以鶯許鄭恒，而未受定約。今欲以鶯妻君，聊以報，可乎？”這番話說的委婉懇切，使人覺得老夫人是知恩報德之人。更為重要的是，老夫人許婚之後並沒有逼迫張生進京趕考，博取功名。是張生自己難以拋卻功名利祿，認為“功名世所甚重，背而棄之，賤丈夫也”而主動要求進京應試的。從這兩點看來，老夫人其實並沒有對崔張二人的結合起到太大的阻撓作用。其次，張生和鶯鶯的形象不夠理想，有些地方甚至是很不合理的。譬如在孫飛虎兵圍普救寺兩廂相鬥之時，張生初時隻是負手作壁上觀，直到僧眾傷亡慘重，鶯鶯被逼要跳階自殺，他才站將出來拍手大笑，硬是等到老夫人來哭求於他才肯說出自己的退兵之策。雖然他早已讓法聰和尚突圍求援，但總是難免給人留下臨危要挾的不好印象，惹人反感。再如張生跳牆赴約被拒之後情緒低落，竟拉著紅娘要權做夫妻。老夫人悔婚之後他也不來據理力爭，反而自己在想鄭恒的父親是一代賢相，與其子爭奪一婦人，似涉非禮。這樣一來張生當初在見到鶯鶯後的神魂顛倒、意亂情迷，不惜一切而渴望得到的愛情似乎瞬間就如水月鏡花一般消失殆盡，而鶯鶯在其心中的地位也迅速下降，僅僅成了“一婦人”，著實與理不合。而在鶯鶯這個角色的塑造上，《董西廂》依然存在著不小的缺憾。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作者並沒有很好地把握崔張愛情中“情”這個關鍵，把二人所有大膽的、與禮教不合的行為建立在“情”這個基礎上。我們在劇中看到鶯鶯對於張生的所作所為似乎更多的是建立在“報恩”這個想法之上的，由報恩報德而引發出了後繼的愛情。如此一來便很明顯地表現出了作者的時代局限性，使得鶯鶯本來有可能是反映其決心衝破封建禮教束縛的，情與理的矛盾變成了其封建禮教觀念和報恩報德思想的矛盾衝突，削弱了劇中人物對於不合理製度的反抗意識。另外，在紅娘一角的塑造上與《王西廂》相比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本身作為紅娘這個角色在劇中應該是一個有正義感、是非心，敢於直言，熱心助人的形象，且董解元似乎有意識無意識地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塑造的，可在第一次傳書遞簡之時，隻是被鶯鶯打了“一照台兒”，就立刻嚇得“精神失措，手足戰慄”，連稱死罪。遠不如《王西廂》中的紅娘機靈勇敢，有膽有識，自然也削弱了紅娘一角在劇中所起到的作用。總之，在《董西廂》的人物塑造方麵確實存在著諸多缺陷，但也正是這些缺陷留給了王實甫更為廣闊的發揮才情、隨心創作的空間，使我們時至今日仍能徜徉在幾百年來古人心中最為完美卻又是可望不可及的愛情理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