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在詞壇上的理想——獨占鼇頭。辛棄疾是宋代少數全力作詞的文人之一，這與他對自己寫作才能的認識有關。陳模《懷古錄》卷中記載“蔡光工於詞，靖康間陷於虜中，辛幼安嚐以詩詞參請之。蔡曰‘子之詩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稼軒似乎接受了蔡光的忠告，他在《水調歌頭·文字覷天巧》一詞的小序中說：“提幹李君索餘賦《野秀》、《綠繞》二詩。餘詩尋醫久矣，姑合二榜之意，賦《水調歌頭》以遺之。”友人向他索詩，但他卻因不善寫詩而寫詞，送給朋友。這種對自己文學才能短長的清醒認識是難得的，揚長避短的創作實踐最終確立了他大詞人的地位。“一鬥百篇風月地，饒他老子當行”（《臨江仙》），稼軒對詞的創作有著強烈的自信。“被詩逢敵手皆勍者”（《賀新郎》）；“快酒兵長俊，詩壇高築……記五更、聯句失彌明，龍銜燭”（《滿江紅·和傅岩叟香月韻》），當作者碰到旗鼓相當的作手時，角勝之心氣驟然興起。“誰築詩壇高十丈，直上。看君斬將更搴旗”（《定風波》），稼軒在同一時代的詩詞場中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所向無敵，快意而自豪。“當年眾鳥看孤鶚。意飄然、橫空直把，曹吞劉攫”（《賀新郎》）；“我醉狂吟，君作新聲，倚歌和之……詩壇千丈崔嵬，更有筆如山墨作溪。看君才未數，曹劉敵手；風騷合受，屈宋降旗。誰識相如，平生自許，慷慨須乘駟馬歸”（《沁園春·答楊世長》），這乃是把古代名作手一並抹倒。在稼軒的創作意識中，超越古今作家，獨領風騷的追求清晰而強烈，他真的把作詞當作了自己的事業，他要成為這樁事業的英雄、霸主。正是這種創作目標的設置促使他博覽群書、博采眾家之長，探討創作的技巧、文學的本質，筆耕不輟、嚴肅認真，從而寫出了“自有蒼生以來所無”的詞作，成就了他詞壇霸主的理想，這是詞人以生命熔鑄入詞的結果。“所以我們如果說要想在唐、宋詞人中，也尋找出一位可以與詩人中之屈、陶、杜相擬比，既具有真誠深摯之感情，更具有堅強明確之誌毅，而且能以全部心力投注於其作品，更且以全部生活來實踐其作品的，則我們自當推崇南宋之詞人辛棄疾為唯一可以入選之人物。”
辛棄疾為自己設置的英雄將帥的功業理想、陶淵明式的隱士理想和詞壇霸主的創作理想充分表明了他的王者心理，他不屑於也不甘於做一個平凡的人，在不同的境遇裏，他都會給自己豎立超凡的目標，然後曆盡艱辛地去追求。他曾經在《永遇樂·戲賦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調》中說：“得姓何年，細參辛字，一笑君聽取。艱辛做就，悲辛滋味，總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搗殘堪吐。”雖是戲說，卻是辛棄疾真切的人生體會，他的各種人生追求都是在艱難、曲折中進行的，充滿著追尋的苦痛、被壓抑的憤激、失敗的無奈和有所得的喜悅。原以為憑借“萬字平戎策”可以“了卻君王天下事”，卻被投閑置散了20年，身老田園，英雄夢遂煙消雲散。辛棄疾被迫退回田園後，本想過起陶淵明式的閑適恬淡的平靜生活，然在對陶的體認過程中，最終覺悟自己的天性稟賦並不適合。他在《讀〈語〉〈孟〉》詩中說：“屏去佛經與道書，隻將《語》、《孟》味真腴。出門俯仰見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這是他從儒、釋、道三家思想的鬥爭中解脫出來，思想猶如撥迷霧而見天日後的豁然開朗的真實記錄。他在1207年即逝世的那一年寫到“此身果欲參天地，且讀《中庸》盡至誠”，這是他經曆了由儒入道甚至入佛最終又回歸儒家的圓形的思想追尋之後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具體化，他最終悟得《中庸》中“盡至誠”的義理，乃是天地間最大的“道”。辛棄疾的人生追求的變化和執著有思想內核做底蘊，這種獨立而艱難的思想曆程使其“大聲鞺鞳”的英雄詞沒有流於粗狂叫囂，使其清新流麗的田園詞沒有流於單薄膚淺，使其數量眾多的交際詞沒有流於遊戲俗濫，都蘊涵著深厚的意蘊。可以說辛棄疾功名理想、隱士理想都失敗了，但由於他定位極高，其追求時希冀的巨大、不得誌時失望的強烈就非一般人可比，再加之他追求背後的思想曆程，使辛棄疾的人生體驗、心靈世界比常人要深邃、豐富。文學作品是心靈世界的反映，於是有著高超的創作本領的辛棄疾詞壇霸主的理想就實現了、成功了。至於說這種結果是不幸還是大幸或者是由不幸而成就了大幸，那就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吧。“有心雄泰華，無意巧玲瓏”（《臨江仙》），正是辛棄疾對人生追求的無意識表白，也是在他的不凡而執著的追求中，我們再次看到了在江畔低吟著“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三閭大夫憔悴的身影，也隻有這些高標立置、思想深邃、情感豐富、以創作為事業的人才會成為一流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