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在政治上主張“漸變”，既不合於新黨的激變，也不合於舊黨的不變。這樣一種政治態度，來之於他儒道釋三家學說的思想積澱。他能夠堅持政見，恥於苟同，積極入世，深受儒家思想的支配。失敗後，安貧樂道，又靠道家。即便蘇軾清心寡欲，看破紅塵，他也並不灰心頹喪，一蹶不振。而是始終保持一種樂觀曠達的胸襟，這使他在極其坎坷的一生中，時有政績，並且成為曠達詞的開創者。辛棄疾政治上基本上沒有攪入黨爭的漩渦之中，他是一位武將。用則效力疆場；不用，則休養生息、以待時機。這樣，積極入世、保家衛國、成就功名、光耀祖上的儒家思想，始終支配著他的言行。而他曆次驚心動魄的戰鬥中取得的勝利，無疑助長了本來就有的豪氣。以至於老年還“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故而辛棄疾能夠成就愛國主義的豪放之詞，蘇軾也必然成就瀟灑飄逸的曠達之詞。蘇軾現存三百餘首詞作，除少部分曠達之詞，大部分屬於婉約詞。蘇軾雖對柳詞不以為然，但相當讚賞“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一類的句子。正是因此，他自己也曾寫下了大量的此類詞章。值得注意的是，此類婉約詞，往往滲透著一股曠達之氣，從而使詞超離了“豔科”，變得清新疏放起來。例如《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吩咐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裏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梅嶺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該詞序曰：“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餘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詞雲”。蘇軾於詞中不僅以極其婉麗的手法描寫了王定國歌兒柔奴的美貌，而且用“此心安處是吾鄉”作結，描寫了她的心靈。“此心安處是吾鄉”，是詞人對柔奴的發現，更是詞人自己的一種情懷。將此注入詞中，不僅突破了前人“豔詞”的常格，而且大大提高了婉約詞的格調。又如《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其“緣情綺靡”中透露著一般清新，這便是“天涯何處無芳草”的點化之功。
其他詞中的婉約風格更是清晰可見。例如他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記夢》，全篇情真意切，直抒胸臆，萬語千言，均在細微之處。由夢境到現實，以平實語言寫夫妻至情，淒婉深摯。他的詠物名作《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全篇寫物傳情，筆工墨妙，富有風韻。“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這濃鬱的憂思、幽婉纏綿的筆調非婉約格調莫屬；再如寫閨閣生活的《阮郎歸·初夏》，女主人公“微雨過，小荷翻。榴花開欲燃。玉盆纖手弄清泉，瓊珠碎卻圓”。全詞嫻雅而有生氣，刻畫了一種青春健康的女性美；《江城子·別徐州》以感慨起調，言天涯流落，愁思無盡，離恨無邊，以至於“欲寄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傾盡婉約之情調；《蝶戀花·暮春別李公擇》“憑仗飛混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則借楚辭之典故表達惜惜難別之情；《行香子》追念友人，“攜手鄉村，梅雪飄裙。情何限，處處銷魂”傳達出作者對柳瑾的懷念之情。因而，從蘇軾現存的詞作來講，其風格歸為曠達和婉約較為合適，符合蘇軾詞的整體特色。而風格的多樣性恰恰看出作者在詞作技巧上的嫻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