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王安石俱在唐宋八大家之列。曾鞏出身於仕宦之家，受知於歐陽修並以之為師，39歲時歐陽修知貢舉，曾鞏方中進士。曾鞏更注重“文以載道”中的道，因此其文雖有序記、表狀、奏疏、論辯等多種文體，但善於在文中發議論則是其文的最大特點。曾文立意純正合道、議論委婉周詳、構思奇警新穎、布局細密嚴謹、節奏舒緩自然、語言樸實厚重，形成了典正的獨特風格，尤為封建社會中的正統文人所推重。《墨池記》、《越州趙公救災記》、《醒心亭記》等是其代表作。《宋史》本傳評其文：“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之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這個評價是公允的。王安石剛毅果決、誌向遠大，為了了解社會弊病所在，放棄清貴的京官不做，而樂於在地方上奔走，是一個實幹家。王安石也繼承了古文家“文以載道”的傳統，但因其強烈的用世幹政思想使其把文“適於用”放在首位。他在《上人書》中說：“嚐謂文者，禮教治政雲爾。其書之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為文）以適用為本”。《與祖擇之書》又曰：“治教政令，聖人所謂文也。”其他古文家是以文載道，王安石則是以文幹政。因此在他不足九百篇的散文中，有八百多篇是政論、書信、奏疏、製誥等應用文體，即使遊記散文他也借事、景發議論，抒情性的文字很少。王安石頭腦敏銳、識見高遠，立論常超拔流俗、文筆犀利老辣、語言簡要精當、邏輯嚴密、析理透辟，常無懈可擊。朱自清在《經典常談·文第十三》中評曰：“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勝人”。《上仁宗皇帝言世書》、《本朝百年無事劄子》、《答司馬諫議書》、《傷仲永》、《遊褒禪山記》等是其代表作。
三蘇是文壇上一道奇異的景觀，占據唐宋八大家中三家，尤其是蘇軾更是北宋後期的文壇盟主。蘇洵（1009-1066），25歲時始知讀書，又不為駢文而作古文，故雖有大才而屢試不中。而他的兩位兄弟蘇澹、蘇渙早以文學成進士，蘇洵獨立不移的個性由此可見。48歲時向歐陽修獻文，文名方大著於京師。後參與編修《太常因革禮》，書成不久即去世。蘇洵在唐宋八大家中是唯一不曾實際從政的一家，是一個典型的文人，但其文論卻主張“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若，言必中當時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在美學風格上追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對蘇軾的文學思想影響很大。蘇洵文多論兵議政，長於議論，挾戰國縱橫家之氣，論辯縱橫馳騁，開合變化，曲折精微；其論多精辟警人，翻古人之陳言，發常人所未發，富有感情色彩和雄辯力量。《六國論》、《管仲論》、《心術》、《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名二子說》是其代表作。蘇轍（1039-1112）是蘇洵次子、蘇軾之弟，19歲中進士。其仕途、出處與蘇軾相似。對王安石變法持異議，出為外任；元豐年間，坐貶監筠州酒稅；八年，哲宗即位，始回京，此後幾年，官運亨通；哲宗親政，蘇轍不同意盡廢新法，被一貶再貶。後致仕，隱居許昌潁水之濱，直至終老。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雲：“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嚐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這是為文養氣說，認為文的好壞取決於作者的實踐修養，即“讀萬卷書，行萬裏路”，而後者更重要，起決定作用。這種提法對相當一部分沉醉於書齋生活的宋代士大夫是有現實意義的，是對歐陽修為文學道當關注百事文論的進一步發展，也進一步完善了作家修養論。蘇轍雖然通脫，但為人老成持重，其文也以穩健為最大特色，尤其是他議論文的論點、立意雖也出人意外，但大都無所偏移，令人信服。其行文則注重反複曲折、回環跌宕、搖曳生姿。正如蘇軾在《答張文潛縣丞書》中所雲：“其（蘇轍）為人深不願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上皇帝書》、《臣事》、《上樞密韓太尉書》、《黃州快哉亭記》等是其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