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819）是古文運動的另一領袖，他的文學理論與韓愈大同小異。主要體現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中。第一，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他還認為道當自五經中學得。但是柳宗元的道比韓愈之道更具體，更富有現實性。《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以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仆，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揭去了道的神秘麵紗，指出了道存於物中，離物而求道則如緣木求魚，道就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第二，寫作態度嚴肅認真。“故吾每為文章，未嚐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嚐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嚐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嚐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這種重文的態度是視古文為小道、末技的儒者不可能有的。第三，講求作文之法。“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奧與明、通與節、清與重三對矛盾涉及到立意、行文、風格三個命題，柳宗元摸索、總結出了相應的技法去解決它們，非精於文者難諳其中道理。第四，兼容並包的學習態度。“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柳宗元不但重視對儒家經典文風的學習，而且對諸子百家之文、屈宋之文、西漢之文都兼收並蓄。今存《柳河東集》約四百多篇，包括論說、傳記、寓言、遊記等。其論說文可以分為哲理性散文和政論性散文兩類。前者主要闡釋其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如《天說》、《天對》、《貞符》。後者則以唯物主義思想為指導闡述唯物政治觀和唯物曆史觀，如《封建論》、《六逆論》、《桐葉封弟辯》等。其議論文正如韓愈在《柳子厚墓誌銘》中的描述：“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觀點鮮明、識見高遠、邏輯嚴密、筆鋒犀利。如《封建論》開篇明義：“封建，非聖人意也”，接著以周、秦、漢、唐四朝曆史為依據論證封建製的危害、郡縣製的優勢，指出郡縣製代替封建製乃是“勢也”，而非“聖人之意”。論證縝密、語挾氣勢，令人信服。實際這是從理論上對當時藩鎮割據提出尖銳的批判，他們是拉曆史倒車的反動者，也必將為曆史的車輪所碾碎。其傳記散文多為下層人民立傳，且具有很強的文學性。如《捕蛇者說》、《河間傳》、《童區寄傳》、《種樹郭橐駝傳》、《宋清傳》、《梓人傳》、《李赤傳》。這些傳記往往不是以敘述傳主的生平行事為目的，而是在重點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時融入了作者的某種思考、見解或是諷喻。如《種樹郭橐駝傳》的郭橐駝善於種樹，因為他深得順應樹木自然生長的“種樹之道”，這與“養民之理”是相通的，但統治者卻橫征暴斂、擾民害民。《段太尉逸事狀》是柳宗元史傳散文中的名篇。文章主要選取了傳主段秀實三件逸事，刻畫出一個關心百姓、智勇雙全、不畏強暴的優秀官員的形象。段秀實形象的教育意義在局勢動蕩、朝臣多無德行的中唐是不言而喻的。柳宗元創作了大量的寓言，使寓言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在寓言發展史上功不可沒。如《三戒》、《罵屍蟲文》、《宥蝮蛇文》、《東海若》、《羆說》、《戠幋傳》等皆借寓言的形式寄寓哲理、針砭時弊，構思新奇、立意精警，發人深省。其山水遊記的文學成就最為突出，也最為世人賞愛。《永州八記》是其代表作。詩情畫意是其遊記散文共同的藝術特點，淒神寒骨是作者刻意追求的審美境界。在作者的筆下，每一地方的山石、深潭、竹木、溪水、遊魚、花草都有了靈性、個性，或登高俯察遠眺，或入穀環視仰望，或幽美，或壯美，或靜寂，或動蕩，都令作者心醉而喜、情動而傷。一切美景都被置於荒山野嶺之中，無人賞玩，正如自己雖懷抱利器卻被貶逐在蠻夷之方抱負難施。用筆省淨凝練、生動傳神。簡勁、古雅的柳文與氣盛、生新的韓文是兩種不同的風格，各成一家，同為典範。但後世多厚此薄彼，抑柳揚韓的一派是多數，如歐陽修；揚柳抑韓的，如章士釗。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批評說：“學者未能深讀韓柳之文，輒有意尊韓抑柳，最為陋習。”劉師培則曰：“韓柳嗣興，始以單行易排偶，由深及淺，由簡入繁，由駢儷相偶之詞，易為長短相生之體。”比較公正地評價了韓柳在中國文章由駢體文向散體文大轉折的關口上所起的關鍵作用。
在韓柳古文理論、創作實踐的影響下甚至是親自指導下，中唐古文運動蓬勃展開，古文創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達到了唐代散文創作的鼎盛階段。李觀、歐陽詹、樊宗師、劉禹錫、呂溫、吳武陵、白居易、裴度等都是古文運動的中堅力量，而韓門弟子李翱、皇甫湜的古文成就最高，分別是愛易派和愛難派的代表。李翱論文緊承韓愈言必己出和氣盛言宜的主張。他在《朱載言書》中說：“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並對“尚異”、“好理”、“溺於時者”、“病於時者”、“愛難者”、“愛易者”六種為文的弊病提出批評：“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李翱的見解是通達的，其文的特點是平實，如《論事於宰相書》、《寄從弟正辭書》等。四庫館臣評其曰：“才與學雖皆遜愈，不能熔鑄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底，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皇甫湜為文主張奇崛。他在《答李生第一書》中雲：“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眾，出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在《答李生》第二書、第三書中反複陳述他行文求奇求新的觀點。其文也大致如此，怪怪奇奇，聳人視聽。如《諭業》、《吉州刺史廳壁記》等。章學誠《皇甫持正文集書後》曰：“世稱學於韓者，翱得其正，湜得其奇。今觀其文，句镵字削，筆力生健，如挽危弓，臂盡力竭，而終不可製。於中唐人文，亦可謂能自拔擢者矣。第細案之，真氣不足，於學蓋無所得，襲形貌以為瑰奇，不免外強中幹，不及李翱氏文遠矣。”評價大體是公正的。
衰落期。晚唐五代，古文運動趨向衰退。首先，李翱、皇甫湜各持一偏的創作已經使中唐韓柳所開創的古文運動的大好局麵在晚唐難以向縱深方向發展。中唐的古文大家相繼謝世後，晚唐也沒有出現像韓柳一樣的博大精深的古文家，他們的理論和創作在文壇上沒有多大震撼力、號召力。第二，古文運動在中唐的興盛是與士人對國家寄予的中興希望密切相關的，但晚唐自唐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事變後，朝廷大權進一步旁落於宦官之手，而藩鎮割據、朋黨之爭則有愈演愈烈之勢，唐王朝已是大廈將傾，中興成為泡影，士人普遍感到絕望，已經喪失了古文創作的熱情。第三，形式主義文風在晚唐複熾，吸取了古文的一些優點的駢文再次成為士人關注的對象，並出現了李商隱、段成式、溫庭筠等著名的駢文大家、領袖文壇。但也有一些自具麵目的古文家，如杜牧、孫樵、劉蛻等。另外，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的小品文繼承了韓柳的雜文精神，文筆犀利、短小精悍，對社會的黑暗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辛辣的諷刺。杜牧有濟世之大誌，其文多關注現實政治，尤其善於論兵。筆力峻健，氣勢充沛，不蹈襲前人。如《上澤潞劉司徒書》、《吏部尚書崔公行狀》等。孫樵以韓門弟子自居，為文求奇，與皇甫湜同。他在《與友人論文書》中曰：“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嚐得為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他又在《與王霖秀才書》中雲：“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這裏強調要把奇與正結合，即“中病歸正”，這與皇甫湜的片麵求奇又有所不同，因此其文要比皇甫湜的文平易。如《書褒城驛壁》、《書何易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