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有忠君愛國之心、經天緯地之才，杜詩是史近經，紹《詩經》之遺緒，成了世人的共識。戴複古《杜甫祠》詩雲：“嗚呼杜少陵，醉臥春江漲。文章萬丈光，不隨枯骨葬。平生稷契心，致君堯舜上。時雖弗與我，屹然抱微尚。幹戈奔走蹤，道路饑寒狀。草中辨君臣，筆端誅將相。高吟比興體，力救風雅喪。如史數十篇，才氣一何壯。”戴詩把杜詩是史、近經的兩大特點並舉，沒有攀經越史的意思，並著重敘說了杜甫的行藏出處。清初屈大均《杜曲謁子美先生祠》雲：“一代悲歌成國史，二南風化在騷人。……稷契平生空自許，誰知詞客有經綸。”屈說基本承繼戴說。可以看出戴、屈兩人都以詩史和近經來承擔杜詩所蘊含的政教倫理，詩聖似與此無關。仇兆鼇在《奏進〈杜詩詳注〉表》中說：“伏以尼山六籍，風雅垂經內之詩；杜曲千篇，詠歌作詩中之史。上承三百遺意，發為萬丈光芒。當代詞人，於斯為盛；後來作者，未能或先。……昔人謂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千古以來，一人而已。蓋其篤於倫紀，有關君臣父子之經；發乎性情，能合興觀群怨之旨。”仇說也是把詩史與近經並舉，推杜詩為古今第一（即詩聖），這與前人相類。他的發明在於明確地指出杜詩偉大成就（包括詩史、近經、詩聖）的取得是由詩人的道德品性和修養所致，這就把詩聖的成因由前人的詩藝承繼說轉移到詩人思想道德層麵，詩聖終於和道德倫理搭上了線。他在《杜詩詳注原序》中更為確切地說：“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為‘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為‘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這就把倫理教化的意義完全賦予了“詩聖”。潘德輿曾經給集大成增添了倫理道義，希望以此代替詩聖成為杜詩最完美的稱號，但在杜詩、杜甫的稱號史上，詩聖卻淘汰了集大成。尤其是在現代，詩聖是杜甫最重要也是最響亮的稱號，詩史退居次要，集大成更是淡化了。那麼詩聖比詩史、集大成究竟多了哪些優勢呢？在古人的潛意識中，詩賦的確是如繪畫、書法、醫術等一樣的小道、末技，在此意義上，詩聖與畫聖、書聖、醫聖等都是指精通本行業技藝的他人不可超越的人。在前麵我們已經分析過，詩聖必須具備的三個條件，其實也具有普遍性，適合畫聖、書聖等其他領域。那麼集大成隻是成聖的一個條件，聖包含了集大成，所以詩聖稱號比集大成稱號優越。但詩又有與繪畫、書法等不同的地方。古人經常在有意識地提高詩的地位，一是追溯它的源流到《詩經》，一是闡發詩具有政教功能，即詩教，這樣詩就成了倫理道義的載體，它與其它技藝就有了質的差別，詩聖與巫醫百工之流的諸多聖人也不一樣了。古人強調有如此的作家方有如此的作品，因此詩歌中所蘊含的倫理道義與詩人的品性道德是二而為一的。這樣詩聖既含有聖所包含的詩藝的基本內涵又含有詩所包含的思想道義的特殊內涵，那麼詩史所承載的忠義思想、史筆技法，近經所承載的政教功用，集大成所包含的詩藝繼承，都可以包括在詩聖的稱譽裏。世人又希望用一個稱號把詩人的所有特征都包容進去以有別於其他詩人，如詩仙、詩鬼、詩佛等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詩聖稱號本身所具備的豐富的可供後人發掘、補充的廣闊空間使它在杜甫、杜詩的稱譽史上以及詩聖的稱譽史上久經考驗，最終脫穎而出，成為詩人杜甫最恰切的也是被最廣泛認可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