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自唐末兩宋到元明清關於杜詩的“詩史”解讀、辯駁史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首先，中國詩話用語的模糊性使後學難以揣摩一些術語的含義，同時也為後學進一步的探討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例如“詩史”自孟棨提出，卻沒有明確的界定。第二，對術語的理解往往由籠統走向具體，由膚淺走向深入，但常常要經曆一個走向極端的曲折過程。宋人對“詩史”的理解包括了內容、技巧、思想三個方麵，但也走向了“以史解詩”的極端，引起了明清人的強烈不滿和批判，但反對方為了恢複“詩史”的詩性也走向了極端，他們把敘事詩貶得一無是處，並且連“詩史”的桂冠也要從杜甫的頭上摘走。楊慎、王夫之即是此類典型。第三，經過長期的發展論爭，會出現一個比較通達的相對接近客觀真實的結果，但這一結果必須建立在對論辨雙方觀點合理成分的吸收的基礎之上。何永紹的“詩史”觀即是如此，他把詩性放在第一位，同時承認了詩史的合理存在，抓住詩史的本質，把詩史的範圍擴大至整個杜詩。第四，論說者通過向史的靠攏或疏離在有意識的提高或降低詩和詩人的地位。支持“詩史”說的學者不斷地挖掘杜詩中“史”的特點：諸如記時事、立傳的詩歌內容，善敘事的筆法，善善惡惡、忠君愛國的倫理道德都備受學者的關注。結果杜詩由“小道”被提升至“史”的高度，相應地杜甫本人也漸漸的由詩人被抬升至具有“史臣意識”的以詩作史的無冕史學家了。“詩史”的稱號使杜詩和杜甫像躍過了龍門的鯉魚一般成了龍鳳，再也不同於一般的詩作和詩人了。當然這一躍曆經晚唐至清朝近千年的漫長時間，可謂艱難異常，一如詩人飽經憂患的一生。當然那些不喜歡杜詩的學人如接近神韻一派的楊慎、王夫之等為了損抑杜詩也是從剝奪人們稱譽的杜詩中的“史”性入手的，他們認為含有史性的杜詩是下三濫的貨色，是不能算作詩的，至少不是好詩，並進而摘去杜甫“詩史”的桂冠，使杜詩重新回到詩賦的隊伍中去，那麼杜甫自然也隻能降格恢複他詩人的身份了。正反兩方雖目的迥異，但卻都在借史作伐，反映了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重史輕文”的傳統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