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絕句僅93首，其中五絕48首，七絕45首。明胡應麟指出：“太白五七言絕，字字神境，篇篇神物。”“太白諸絕句，信口而成，所謂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又說：“五言絕二途：摩詰之幽玄，太白之超逸。”“七言絕，太白、江寧為最。”“五七言（絕）各極其工者，太白。”明末清初毛先舒則指出：“七言絕起忌矜勢，太白多直抒旨暢，兩言後隻用溢思作波掉，唱歎有餘響。”今人對李白絕句之論述大致也不出以上範圍。各種唐詩選本，選李白絕句均較多，清王士禎《唐人萬首絕句選》僅七絕即選李白21首，清孫洙《唐詩三百首》選李白絕句八首，與王維、杜牧相當，位居第一。在膾炙人口的唐人絕句中，李白的《靜夜思》、《早發白帝城》、《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都屬於流傳最廣的篇章。
李白將我國古代詩歌浪漫主義藝術推上了頂峰，對後人的影響也是深遠的。李白生前就享有盛名，身後更贏得極高的評價。唐代李陽冰《草堂集序》稱讚：“千載獨步，惟公一人。”唐吳融《禪月集序》也評價說：“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唐代的韓愈、李賀、杜牧都從不同方麵受過李白詩風的熏陶；宋代蘇軾、陸遊的詩，蘇軾、辛棄疾、陳亮的豪放派詞，也顯然受到李白詩歌的影響；而金元時代的元好問、薩都剌、方回、趙孟渱、範德機、王惲等，多學習李白的飄逸風格；明代的劉基、宋濂、高啟、李東陽、高棅、沈周、楊慎、宗臣、王登、李贄，清代的屈大均、黃景仁、龔自珍等，都對李白非常仰慕，努力學習他的創作經驗。近現代以來，李白更不僅為東方人熟知，也為西洋各國人民所喜愛。李白的詩，已經成了中國文學史上最光彩奪目的華章之一。
杜甫熱自宋代至今一千年的漫長歲月裏不曾減退過，雖然褒貶之聲均有，然整體而言，讚之者眾，抑之者寡，這是中國曆史上任何一位詩人都不曾獲得的禮遇。杜甫、杜詩的知名度即使許多帝王將相也無法比擬，生前寂寥的杜甫憑借詩歌成就了不朽，進入了永恒，這固然是由杜詩的偉大成就所決定的，但後世人積極主動的參與、研究也是功不可沒的，杜詩、杜甫的永恒是詩人、詩作與研究者共同鑄成的。明末清初所出現的王嗣奭的《杜臆》、仇兆鼇的《杜詩詳注》、楊倫的《杜詩鏡銓》、錢謙益的《錢注杜詩》和浦起龍的《讀杜心解》是古代經典性的研杜著作。隨著研杜成果的大量湧現，又出現了對研究成果的再研究。胡建次《中國古典詩學批評中的杜甫論》評述了杜詩在古代詩論中的地位變化，更多總結性的文章則集中在對20世紀研杜的情況的回顧上，《文史哲》雜誌在1986年至1987年連載的焦裕銀、鄭慶篤、張忠綱、馮建國等人的《杜甫研究論文綜述》，祁和暉、濮禾章的《建國以來杜甫研究情況述略》，林繼中的《百年杜甫研究回眸》，杜曉勤的《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第十章》，張忠綱、趙睿才的《建國以來杜甫研究的回顧、反思與展望》，張忠綱、趙睿才的《世紀杜甫研究述評》，劉明華的《現代學術視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顧與前瞻》，餘恕誠的《論20世紀李杜研究及其差異》等。
本文的研究述評對以上文章多有借鑒，行文中不再標出，在此一並致謝。
20世紀杜詩研究分為三個時期已成共識。20世紀前50年為第一階段。以梁啟超、胡適、王國維、陳寅恪、聞一多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貫中西的學者，開始運用現代學術觀念和方法，結合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民主、科學的新思潮，從新的視角剖析杜詩，認為杜詩主要運用寫實主義的手法，具有很強的平民性、民主性，認為杜甫是平民詩人，為杜甫研究開辟出不同於舊學的新麵目。1922年5月21日，梁啟超在詩學研究會上演講《情聖杜甫》，以真、善、美的新標準評論杜詩，並譽杜甫為“情聖”。接著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認為杜甫更接近人民大眾，蘇雪林的《唐詩概論》稱杜甫是“寫實主義開山大師”。《聞一多說唐詩》記聞一多語：“兩漢時期文人有良心而沒文學，魏晉六朝時期有文學而沒良心，杜甫則二者兼備，有良心也有文學。”三四十年代馮至、翦伯讚、錢來蘇等人側重於對杜詩民族意識的闡釋，激發國人的抗戰士氣。馮至在《杜甫與我們的時代》中指出：“身受戰爭之苦的人們讀《三吏》、《三別》之類作品，感到句句真實”，並說：“《悲陳陶》、《悲青阪》、《春望》等，正是淪陷區裏人民的血淚。我們讀這些名詩與名句，覺得杜甫不隻是唐代人民的喉舌，並且好像也是我們現代人民的喉舌。”李廣田的《杜甫的創作態度》認為杜甫的創作態度是為人生的，其創作對象是那時代的大多數人的生活。由毓淼的《杜甫及其詩研究》認為杜詩反映的是平民思想，李詩反映的則是貴族思想。杜詩考據方麵：洪業的《杜詩引得序》是一篇較係統、較全麵的杜詩及注本述評的長篇論文。洪氏詳細考辨了杜集由成書到注釋、評點、批選的發展過程及諸本間的源流關係，並對自宋至清的數十種杜詩注本作了言簡意賅的評價。建國後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是杜詩研究的低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學者們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理論來解析杜詩，雖有生硬的缺點，但還是取得了成績。馮至的《杜甫傳》、傅庚生的《杜甫詩論》與蕭滌非的《杜甫研究》都以現實主義、人民性、和愛國精神作為分析杜甫的新標準解析杜詩，杜甫被冠以人民詩人的稱號。1962年，在紀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誕生1250周年大會上郭沫若致開幕詞《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提出了李杜是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的概念。萬曼的《杜集敘錄》敘述杜集從樊晃到清代一千多年間經過編輯、整理、注釋、校勘、疏證，成為一種專門之學的發展過程。華文軒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從詩文別集、總集、詩話、筆記、史書、地誌、類書等中輯集有關杜甫生平事跡及後人對其作品和本人的評價的資料，內容詳實，研究杜詩者無不從中受惠。1966年“文革”開始，杜詩研究中斷。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問世，杜甫被描繪成一個渾身上下都是落後思想、庸俗習慣的地主階級分子。杜甫由“人民詩人”一下跌入萬劫不複的深淵。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1976年版）以儒法鬥爭作為文學史主線，認為杜甫的落後性都源於儒家路線。這一時期杜詩研究的荒謬、幼稚充分反映了一些學者缺乏學術研究的獨立意識，對政治的依附性過強。1977年至今是杜詩研究的高潮期。出版有關杜甫的各類著作100餘部，論文3000餘篇。羅宗強的《李杜論略》是新時期李杜研究的第一部專著，認為李杜詩風的不同取決於認識和反映現實的不同方式而無優劣之分，對上一時期研杜弊病進行了正本清源的工作。陳貽焮的《杜詩評傳》上卷（1982）、中卷（1988）、下卷（1988），上百萬的文字，涉及到了杜學研究的諸多方麵，是一部杜學研究的力作。莫礪鋒的《杜甫評傳》側重於杜詩的思想史、文化史意義，認為杜甫既是偉大的文學家，又是偉大的思想家。程千帆師生合著的《被開拓的詩世界》以多篇論文的形式闡述了杜詩在詩歌史上對後世詩歌的開拓性貢獻。葉嘉瑩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所加按語對杜律藝術境界之評述甚為精當。袁行霈的《李杜詩歌的風格與意象》從杜詩獨特的意象群和獨特的意象組合方式的角度闡釋了杜詩沉鬱的風格。鄺健行的《唐代洛陽福唐觀作進士科試場新議》、《杜甫貢舉考試問題的再審察》，傅光的《杜甫研究（卒葬卷）》，莫礪鋒的《重論杜甫卒於大曆五年冬與傅光先生商榷》、《訪古學詩萬裏行》則是對杜甫考試、卒年、行蹤等生平的考證。林繼中的《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通過輯佚、增補、校訂趙注，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個完整而謹嚴的趙注本。杜學的發展漸趨向兩個熱點，一是促成杜詩學的建立，許總的《杜詩學發微》、胡可先的《杜詩學引論》可為代表；二是杜詩的思想文化意義，著力較多的研究者有曹莫樊、莫礪鋒、劉明華、鄧小軍、張忠綱、胡曉明等。探討杜甫的稱譽詩聖、詩史、集大成的內涵、外延的衍變正是杜詩文化意義的一個組成部分，有關這方麵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正是在前賢的基礎之上繼續探討，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