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酒因緣，眾所周知，是中國文學史中非常重要、非常廣泛、非常久遠的精神文化現象，韓愈稱之為“文字飲”。李白代表盛唐風采，從詩酒因緣中創造出一種非常獨特的醉態詩學思維方式。在這方麵，他自然受過孔融、曹植、阮籍、陶淵明、賀知章、孟浩然的影響。但在更深刻的意義上說，這是李白的原創，具有李白的專利權。“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嗜酒如命，但《詠懷詩》八十二首，僅一首言酒：“對酒不能言，淒愴懷酸辛”。因此醉態僅是他的一種生活方式，而非詩學思維方式。陶淵明把酒向詩學思維推進了一步，他述酒之詩甚多，但由於性情高逸恬淡，往往在吟詠酒中“深味”之時，以明淨之心感悟和思考著生命哲學，未能潛入醉態狂幻的詩學思維方式的深處。如他的《飲酒》詩之十四：“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從阮籍的“對酒不能言”到陶淵明的“欲辨已忘言”，從其中一“不能”、一“忘”來看，醉態隻是他們的生活方式、精神方式，還不是他們的詩學思維方式。李白把醉態作為詩學思維方式則有了實質性的、原創性的進展。杜甫《飲中八仙歌》（同上）說：“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簡直是把李白作為“詩酒謫仙人”來描繪，鬥酒詩百篇成了他醉態思維方式的概括性說明。這也就像王羲之也飲酒，我們在他的《蘭亭序》書法中發現不了多少酒氣，而到“張旭三杯草聖傳，……揮毫落紙如雲煙”，到了“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的時候，已是滿紙醉態淋漓了。把醉態融於筆墨，乃是盛唐人的一大創造，是盛唐氣象的重要體現。
沒有醉態思維，是很難寫出“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這樣的句子，一句把時空拓展到黃河、天上、大海，一句把時間凝縮到一朝一暮。沒有醉態思維，也很難寫出“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這樣的句子，用散文寫法，“昨天不可留”就足矣，不可留當然是“棄我去者”，昨日又何必加上“之日”；“今日多煩憂”就足矣，多煩憂當然是“亂我心者”，今日再加上“之日”，也打破常規。接下來的“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一是仰視青天，一是俯視流水，俯仰之間出入於人心和天地。毫不誇張地說，這些詩句都屬於全人類詩歌中最有才華、最為美妙的句子。這就是醉態煥發出浪漫詩人自由創造潛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