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白研究史上，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主要表現在李白研究會的成立、李白研究刊物的出版和李白學的初步創建等方麵。1985年5月在安徽馬鞍山市召開了“中國李白詩詞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有人提出成立“中國李白詩歌研討會”。經過有關方麵和全國李白研究專家們的共同努力，1987年11月成立了“中國李白學會”，並決定出版會刊《李白學刊》（後改名《中國李白研究》），學會秘書處和會刊編輯部都設在馬鞍山市的“李白紀念館”內。到1998年為止，李白研究會共召開了六次年會暨李白研究國際研討會，先後出版了會議論文集一部、會刊九部、相關論文集一部。除了安徽省馬鞍山市建立了李白紀念館，成立了李白研究所，四川省的江油市、湖北省安陸市、山東省濟南市也都建有李白紀念館和李白研究機構。其中江油市李白紀念館先後舉辦李白研究學術會議多次，出版《李白研究論叢》兩輯；湖北安陸編輯出版了《李白在安陸》等著作；山東濟寧李白紀念館也出版了《李白在山東論叢》等著作。
進入21世紀以來，李白研究依然處於熱潮之中，除了傳統話題的深入開掘，如袁曉薇的《宋人對李白的評價與時代典範的抉擇》、李霜琴的《走進仙心——談李白的個性與遊仙的關係》、梁麗超的《以酒論詩——對李白詩風的解析》、舒大剛的《李白卒年史料新證》等，比較引人注意的新動向是關於李白詩歌翻譯的大討論。僅以2002年為例，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巍的《李白研究走向世界》、唐述宗的《是不可譯論還是不可知論》、譚榮璋的《漢詩英譯的審美取向——淺議李白〈早發白帝城〉的六首譯詩》、劉亞斌的《中西詩歌意象層麵模式及其根源探討》等。
當然，新時期對李白的研究工作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是有些研究者違背了考證的基本原則。例如在對李白家世問題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圍繞李白家世和李唐王室或遠或近的宗親關係，對李白家世作種種考察，其中不少文章的共同之處是以唐初之事代替範《碑》、李《序》及《新唐書·李白傳》中的記述，否定李《序》、範《碑》的可信性。這種處理方法是考據的大忌。尋找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卒年這類客觀性很強的問題的答案，應該以原始史料為依據，如果研究者不能對李《序》、範《碑》加以證偽，卻又否認其內容的可信性，這就等於給李白家世問題打上了死結。當然，原始材料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多義性導致了研究者理解上的不同，原始材料在記載上的矛盾之處和文字上的錯訛也加劇了分辨的困難。總之，在發現新材料之前，僅依靠現有材料就急於做出結論顯然是不智之舉。
其次是有些研究者隻從詩歌本身出發來進行分析，缺少對史實的征引和必要的考證。傳統考證是從史料出發的邏輯推理方法，這種方法的優越性是能夠確證作家的行止出處和作品的作時作地，其局限性在於往往因史料短缺而無法稽考。僅僅從詩歌本身出發進行分析也不足取，原因是許多作品是用抒情的手法寫成，其中並未涉及具體的曆史人物和事件。因此，僅僅通過內容分析，難以對作品的寫作背景及作家的事跡作出合乎實際的判斷。合理的方法應該是既重視作品內容的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證，兩種方法交互使用，才能有效地推動研究向縱深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