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謝靈運雖終日談佛說理，但其心中充滿的卻並不是悠閑和寂靜，而是深深的憂慮與躁動不安。對為官的態度也是既心生憂懼而又趨心名利，既極其厭惡而又終不能舍，不像王維那樣“無可無不可”，行藏出處都十分灑脫自如，故最終逃脫不了“亂世文人刀俎物”，被加以謀反罪名殺戮的悲慘命運。即使在最後寫下的《臨終詩》中，謝靈運盡管也說：“恨我君子誌，不獲岩下泯。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惟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似乎是與人無怨亦無憎了，但仍懷有“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窮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的遺恨，七情六欲仍未斷滅，這與後世王維、蘇軾等人那種處世為人當體便空、處處無非般若、在在皆入涅槃的佛學修養相比，謝靈運終遜一籌的緣故也恐怕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