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楚辭》研究與古史研究相結合
如前所述，封建時代的《楚辭》研究，基本局限在作品內部的文字訓詁和思想評判兩端。現當代《楚辭》研究，由於采用了新方法、新理論，開始從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研究《楚辭》，解決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使《楚辭》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然而，所有這些研究的立足點仍然是在《楚辭》本身，他們所采取的是“以史證楚”的方法。如薑亮夫的《屈子所傳古史考》，目的是為了“以說屈賦”；蕭兵先生作《〈楚辭〉的文化破譯》，目的也是“希望從文化史角度，……破譯《楚辭》的整體秘密”。
《楚辭》的史料價值已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如，孫作雲先生說：“《天問》對於上古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史料，研究上古史的人絕對不能忽視這篇作品。”郭沫若先生說：“（《天問》）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凡在《天問》中有其梗概的，我們便可以安心相信是先秦的真實資料，而非秦漢以後人所杜撰。這對於中國的古代，也就提出了很豐富的史料。”由此可見，未來《楚辭》研究的重要一環，便是通過《楚辭》去研究上古曆史文化，其立足點應該是曆史，而非《楚辭》本身，這是“以楚證史”，而非“以史證楚”。《楚辭》研究與曆史研究的結合，這無論是對於《楚辭》學還是對於曆史學來說，都將意味著開拓出一個嶄新的廣闊天地。其研究過程，大致可分如下四步進行：
第一，用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來印證《楚辭》，以確認《楚辭》古史資料的真實可靠性。如，以長沙馬王堆所出帛畫《太一圖》及其文字印證《九歌·東皇太一》；以長沙子彈庫所出楚帛書《四時》篇印證《天問》宇宙生成神話；以甲骨卜辭證明《天問》所記殷族世係及殷先公王亥、王恒兄弟為王之不誣；以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出土的用蚌殼擺塑的龍虎圖案、長沙子彈庫出土《人物馭龍帛畫》和長沙陳家山出土的《人物龍鳳帛畫》來印證《楚辭》裏的駕龍乘風習俗以及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等等。
第二，以《楚辭》為線索，重新整理出一份真實的古史資料係統。薑亮夫指出：“蓋屈子所陳，乃齊楚所習聞，與《老》《莊》《山經》相近，……故不與儒墨之言應也。……魯與三晉史料，大半經過儒家一派人的整理，其實，真相埋沒的很多。南楚所傳古史，未經過任何學派整理，亦自存其特有之真。所以研究古史，我一向主張當分別地域以求其異，不當混一東西南北以求其同。”根據學者們研究，與《楚辭》屬於同一係統的文獻有《老子》、《莊子》、《山海經》、《列子》，長沙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古本《易經》，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四時篇》、《天象篇》、《月忌篇》，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山東臨沂銀雀山所出《尉繚子》，西晉汲郡所出古本《竹書紀年》、古本《穆天子傳》，等。這些資料受儒家影響較少，反映古史麵貌較真。以《楚辭》為定位坐標，貫穿整理這部分資料，有利於古史研究的深入。
第三，通過《楚辭》，重新勾勒上古曆史文化的真實圖景。因為《楚辭》所反映的古史為別一係統，通過《楚辭》及其相關資料如《老子》、《莊子》、《山海經》之類，我們大致可以重新建立完整的古史發展概貌。如，通過《楚辭》一係的資料，我們發現，中國的宇宙生成神話，從太陽崇拜開始；夏族的起源與黑夜太陽運行地泉觀念有關，即所謂魚龍太陽圖騰；殷族的起源則與白天太陽運行天空有關，有所謂鳳鳥太陽圖騰；夏族在由母係社會向父係社會過渡時有“圖騰授孕”與“產翁習俗”之爭；殷族先公世係仍保留了兄終弟及母係社會之孑遺；中國的巫風習俗起源於太陽循環觀念，並成為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以及整個中國文化的重要因素。如此等等，均與傳統史書所描述的古代社會情景不一樣。
第四，我們認為，《楚辭》一係所反映的古史係統更接近於事實真相；因此，我們可以據此重新審視傳統正史與古書記載之真偽，從而為當今的古史研究提供參考。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不語怪力亂神”，對於上古曆史文化進行了許多人為的改造。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文化便對史官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即以司馬遷的《史記》為例，其《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三篇，即據《尚書》、《論語》、《孟子》、《世本》等儒係材料改編而成，因此，其於上古曆史文化的敘述，便有許多失實成分。我們依據《楚辭》係統的材料，對此即可作出大致的辨別和鑒定。
三、宏觀考察與微觀剖析密切結合
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各有自己的對象、特點和優長，從一門學科的整體看，隻有把這兩個方麵結合起來才能促使其發展，忽略其中任何一個方麵都會顯得不完整，同時也影響另一個方麵。比如，現當代很多學者都不是把《楚辭》作為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作為文化長期發展的結果。因此，在很多論著中，除了考察它與當時的經濟、政治、哲學、宗教、藝術的橫向聯係外，還特別注意它與楚文化發展的縱向聯係以及與上古各民族文化、曆史、諸子百家的複雜關係，力求在曆史發展和與各種文化的複雜聯係中去把握它，從而揭示它的本來麵貌和源流變化。這樣的宏觀曆史概括不是通過簡單的理論推演，也不是通過空洞的抽象說明，而是通過對微細事項的縝密分析，深入底裏，廣泛聯係，發現規律來達到宏觀曆史的概括。有的學者通過祭祀、喪葬、靈魂歸宿等具體現象來看齊楚文化的關係，並以此考察屈原作品特別是《九歌》文化性質的複雜性，使許多難以解釋的問題得出新的答案。其中不少具有重要意義的宏觀概括正是從文化基因的微觀層次上推證出來。宏觀考察和微觀剖析的結合還表現在具體文化事項分析與大文化背景的結合上。在這方麵，對《天問》的研究表現尤為突出。有關《天問》內容和價值的很多問題都是通過這種方法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