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節日風俗起源、發展、演變過程中，可看出在曆史長河的每一個階段，節日風俗都呈現出獨異鮮明的時代特色。千百年來，各個時代不斷給節日注入新的內容，保留合理內核，同時又不斷出現變異。因此，中國節日風俗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千變萬化的過程，隨時代推移而轉變，因地區不同有差別，不同的自然環境、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社會風尚。有的節日風俗活動千年盛行不衰，傳承不止，有的隨時代脈搏而興，順曆史潮流而消亡。由於人類生活本來就是豐富多彩的，所以節日風俗的曆史畫卷也是多彩多姿、儀態萬千。但是，風俗發展是曆史發展的生活明鏡，一定的風俗是一定曆史階段的社會心理狀態的映射，反映出國家、民族、地區的文化因素及生活特點。節日風俗也不例外。中國節日風俗不僅與世界各國的節日風俗有相通的共同點，即紀念性、傳承性、穩定性等，而且有自己獨具的鮮明特點。
正如同上節所述，中國節日風俗同中國曆史一樣源遠流長，連綿不斷，在曆史發展中，被打上鮮明的曆史烙印。這一點與歐洲宗教節日及其他節日大不相同。在中國節日形成發展過程中，許多曆史人物被賦予永恒的生命進入節日，曆史人物也往往給節日賦予新的意義。如後稷、屈原、介子推、鍾馗、秦叔寶、尉遲恭等都是曆史人物，他們先後進入節日被作為紀念對象或負有某種責任，使中國節日產生了深沉的曆史感。在曆史長河中，許多文人雅士的節日活動被人們傳頌，形成掌故，演化成風俗，廣泛流傳。如陶潛賞菊、白衣送酒之類成為節日活動的熱門話題，枚不勝舉的文人雅事，給節日風俗增添了美麗的花絮。許多古代大文學家、詩人為節日譜寫了傳頌千古的名篇，每到節日人們忘不了這些膾炙人口的佳作，良辰吉日，倍增雅趣。這些都與中國古老文明息息相關。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製度的變遷，統治者的好惡與提倡，這些曆史因素都對節日風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天文曆法的進步是節日形成的前提；炮仗、煙火代替爆竹必須以火藥的發明為先決條件；牛郎、織女反映出的那種一夫一妻一頭牛式的小農經濟家庭模式隻能出現在封建社會，而不可能出現在奴隸社會；沒有隋唐封建經濟的繁榮，也就不會出現各種盛大規模的節日活動場麵，這些道理都顯而易見。但是，由此我們也可以窺知中國古代節日風俗中包容著博大淵深的文化內涵。可以說中國節日風俗的形成過程，也是中國曆史文化的積澱過程。
中國節日風俗的發展往往受到統治階級的幹預，這是一些風俗的變異原因，也是中國節俗的一個發展特點。因為每個時代的社會風俗都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反映，所以中國曆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通過風俗了解社會，考察民情，以加強自己的統治。每一個時代的大政治家無不注意通過“移風易俗”來穩定其統治。有些節日風俗又是統治者所倡導起來的，比如元宵放燈始於漢武帝，浴佛節始倡於梁武帝。這種統治者的禁止與倡導就導致了一些風俗的改變，所以《漢書·地理誌》解釋風俗時雲：“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這是對風俗的直接幹預。另一方麵就是封建統治者在文化上提倡禮樂教化，作為思想統治工具，也對節日風俗變化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這實質上是曆史文化在節日風俗中積澱的另一種形式。
悠久的曆史文化積澱在節日風俗中，所以通過節日風俗也可反映出它所包容的文化要素。中國節日風俗打上鮮明的農業文化特色，節日本身就反映出農業社會的生活規律。我國自古以農為本，以農立國。我們的祖先在長期的農業生產中，懷著強烈的求知欲和宏偉氣魄，不知疲倦地探索著季節變化和氣候變化的規律性。許多節日本身就反映了季節和氣候的變化。由於人們對土地豐收寄予很大的願望，於是產生出許多祈禱豐收的儀式，並逐步演變成節日風俗。以後在這眾多的節日中，以不同慶祝方式和紀念儀式來調劑生活，增加樂趣。像“行春之儀”、“祭土牛”祭土地神的“社日”，無不具有農業社會的特殊風采。反映出古代農業社會的勞動人民渴望豐收、追求幸福生活的情趣。
中國節日風俗又集中反映了傳統的倫理觀念和道德觀念。中國古代對祭祖祭天十分重視，皇帝有祖廟、社稷壇、天壇、地壇、先農壇等；而老百姓家中皆供有“天地君師親”牌位。“慎終追遠”、“尊神事鬼”，正是中國人民的傳統觀念。因此，每個節日便以虔誠的心靈祭祀祖先，以表達對祖先的孝思與懷念。在年節，中堂供起列祖列宗的神軸牌位，一束香火騰起嫋嫋青煙，焚幾張表紙燃起對祖宗的思念，以示香火不斷。擺上供品，叩幾個頭以示孝敬。寒食、清明要到墓前祭掃，冬至還要焚燒紙糊的衣裳，為祖宗的魂靈禦寒。對祖宗魂靈如此尊敬，對下一代則又寄予厚望與祝福。新年喝椒柏酒要從年幼者喝起，端午辟邪祛惡首先給兒童們塗雄黃、佩艾囊、帶艾虎。七夕、重陽在家打扮未嫁的小女兒，出嫁者也被接回過節，深沉的父母慈愛在節日裏表現得尤為突出。至於節日的娛樂活動，兒女們更是當先盡情歡樂。家庭人與人之間，每逢節日，講究團圓。尤其元宵節、中秋節，天上月圓，地上家庭團圓，使節日過得圓滿。所以古代人如果遠在異鄉，就必然要“每逢佳節倍思親”，向往著全家團聚，共享天倫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