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電話後，我自己都感到奇怪：我為什麼這麼平靜，既沒表現出震驚，也沒表現出憤怒，更不用說悲傷了？
我的問話聽上去冷冰冰的，沒有人性。我自問：這是我需要等待的消息嗎？答案是肯定的。他知道結果會如此。雖然我不認識雲傑，但我已了解了元傑。他在明，我在暗。
我還知道，下一個或許就該輪到我了，元傑一旦知道我的存在，同樣也會對我下手的。
這就是鬥爭。
當初，我聽說張良強被車撞了的時候，我就知道還會有下次，而下次張良強可能就沒那麼幸運了。果然如此。
我並非坐視不管，我已經采取了措施，比如讓周猛暗中保護張良強，但我知道這很難阻止殺手的瘋狂。
所幸張良強沒死，更令人欣慰的是，兩個殺手都抓住了。這比預料的要樂觀。
使用“樂觀”這樣的詞是殘酷的，隻能說沒有預料的那樣糟，盡管這已經夠糟了。一個生命消失了，另一個生命還在死亡線上掙紮。每個人的生命隻有一次，無論怎樣賦予死亡以意義都難以使死亡變得容易接受。
我對張良強一家的不幸是負有責任的，如果我不將張良強弄出來，就不會有這樣的悲劇——待在看守所雖然也是悲劇，但比這要容易接受得多。
我感到一根鈍針刺入心髒般的疼痛，這根針緩慢地深入，再深入，再深入……
不能讓血白流！
窗外的雨還在下，像眼淚一樣滴答滴答的……
我清楚，我既然知道張良強沒死，元傑的耳目也必然知道他沒有死。元傑不會不采取措施的，元傑必然要殺人滅口，即使是白癡也會這樣做的。關鍵是怎麼殺人？如何下手？何時下手？
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迫在眉睫的，一想這個問題，我頭腦中就浮現出電影中常見的鏡頭——
空曠的樓道，一扇門的吱呀聲襯托出寂靜，然後是嗒嗒的腳步聲及其回音——醫院中的走廊總是有回音的，接下來，一雙走動的腳或一個穿白大褂的背影，然後一個既嚴肅又陰鬱的醫生，進到病房，瞥一眼警察，目光是職業性的，那一瞥表明了自己的醫生身份和不容置疑的權威。他旁若無人地對昏迷的病人檢查一番，很自然地將警察支走，比如讓他去喊護士或者去取一件東西。警察總是傻乎乎地離開，因為他認為病人不可能逃走。警察剛出門，醫生就利索地掏出早已準備好的注射器，往吊瓶裏注入一種致命的液體；他剛做完這些，警察回來了，來了一群醫生、護士，場景雜亂。雖然沒有喧嘩，可給人以喧嘩的感覺，像股市曲線一樣迅速變化的心電圖、晃動的吊瓶、電擊和病人身體的彈動……心電圖成為一條直線，刺耳的叫聲靜下來，所有人像木偶一樣站著……醫生走到警察麵前，取下口罩，僵硬地說：“我們盡力了……”就是這樣。
或者：一個長相誇張的護士手端托盤，走進病房，背對警察做打針前的準備工作，她麵無表情，目光冷漠，業務嫻熟。她一支支地往注射器裏吸入藥物，其中有私自夾帶的一小瓶藥，吸入後她將瓶子塞進自己的白大褂口袋裏，看也不看警察一眼，排空氣，注射……一切都悄無聲息。
或者：警察在醫護人員都不在場時，悄悄做一個小手腳，然後看著病人蹬腿兒……
一想到這些，我立即給周猛打電話。
周猛接電話的聲音很小，周猛的任務是看好凶手，別出意外。周猛說，凶手真是無法無天，竟敢大白天持槍殺人。那兒雖然是城鄉結合部，也算是城市的一部分，黑社會也沒這麼猖獗。周猛又嘲笑說，真是兩個又蠢又笨的家夥，活該倒黴！
我進一步詢問凶手的情況，周猛說其中一個，今天早上死了。我感到很震驚，心想莫非元傑趕到了前邊？我問怎麼死的，周猛說是肝髒被震壞了，不是被暗害的。我馬上問另外一個怎麼樣，傷得重不重。周猛說隻是受了外傷，鎖骨斷了，肋骨也斷了兩根，頭上有一個口子，流了不少血，但好像沒事，也就是說死不了。
我說：“必須讓他活著！”
“我會的。”
“你知道他的重要性，他們殺人不是為了報仇。”
周猛說：“我會時時刻刻盯著的。”
我讓他注意醫生、護士，甚至身邊的公安人員，說不定有人在替元傑服務。
周猛說他心中有數，他知道該怎麼做。
我叮囑他要小心。周猛的處境也很凶險。我又打電話給老湯，讓他加派人手，在醫院保護周猛。老湯來北京後，趙長海修的那些小區的物管公司，都是老湯的。物管公司的骨幹，全是當年裁軍和老湯一起退伍的人。也就是說，老湯以前的手下，隻不過是退下了軍裝，穿上了西裝。這次我讓他帶來了整整20人。
我本來應該去醫院看看張良強，但是我沒有去。
我在等省公安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