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日寇的飛機倒是不能轟炸柳州了。聽爸爸說，美國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在柳州郊外有個野戰機場。我們每天早晨都能看見“野馬”式戰鬥機群起飛，到前線去打擊日寇。整個白天，“野馬”成群地回來，加油、裝彈，又成群地出征。夜晚，敵機才敢前來偷襲，機場上空便會出現幾條雪亮的探照燈光柱，交叉搜尋，捕捉到目標，便有許多高射炮彈在那裏爆炸，還有高射機關槍的曳光彈，像一串串紅色的流星，同時飛向目標。這時，我們不再鑽防空洞躲避，而是跑上山坡去觀看，使勁鼓掌。“飛虎隊”能夠擊落日機、轟炸日軍，對我這個飽受空襲之苦的小難民影響很大，一輩子都希望咱們中國也有強大的空軍啊。
柳州也是個難民集散地。走得動的難民，逐漸離開柳州，沿著黔桂鐵路和公路向“大後方”緩慢撤退；走不動的，或者像五姨夫這樣舍不得拋棄那十萬冊圖書、對火車仍然抱一線希望的，便自動組織起來，上山砍柴，送到車站去給火車頭當燃料（車站已經無煤了）；從桂林方向新來的難民，在柳州繼續搭起破爛席棚，重複著老難民的悲慘遭遇。
我們這列“毛蟲火車”終於燒著木柴，喘著粗氣，搖搖晃晃地開出了柳州。它的車頂上坐滿了難民；每個車窗外麵都掛著兩三隻蘿筐，筐裏是小孩兒；車廂底下也拴著鋪板、門板、黑板，再躺一層人。遠遠望去，活像一條緩緩蠕動的毛毛蟲，渾身爬滿了螞蟻。
最糟糕的是它三五天才走一小站，比走路的難民慢得多。我為什麼能夠“遠遠望去”，看見自己乘坐的列車像一條毛蟲呢？因為悶罐車廂裏的人太擠，太憋氣，爸爸有時就帶著我下車走一站，反正“毛蟲火車”沒有走路快。這天，在小站三岔，一下子就把我們“岔”住半個月，大家隻好上山砍柴，下河挑水，給火車頭解決“飲食問題”。當然啦，我們也得拿出衣物，到附近村寨去換些糧食。
“毛蟲火車”走走停停，入冬以後才到達小站六甲，這條鐵路上前前後後全都停滿了列車，誰也走不動了。屈指算來，從柳州出發，曆時3個多月，僅僅前進了200公裏。五姨夫急得團團轉，因為日本鬼子的騎兵已經沿著黔貴公路跑到我們前麵去了！
“湘貴大撤退”的百萬難民當中，既有教師、教授、演員、作家、記者、醫生，不乏文化名人，也有小公務員、小商、小販、工人、農民、散兵遊勇，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占全了。而且大都拉家帶口，扶老攜幼。沒有領袖，沒有組織，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烏合之眾”也不為過。然而他們都是堅韌不拔的愛國者，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中國不會亡！不做亡國奴，也不做日寇鐵蹄下的順民！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是從東北、華北淪陷區，曆經艱險，舍生忘死，一步步逃到西南來的。我們扶輪中學就有一位美術教師鮮於國風，是從朝鮮逃到我國東北，又到華北、湖南、廣西，為了紀念祖國，他在自己的中國名字前麵冠以“鮮”字。現在，大家看到，不遠的公路上出現了日寇的先頭部隊，也就隻好舍棄這列無法行駛的火車，離開鐵路，徒步爬山，繼續向貴陽前進了。
五姨夫堅持不走，舍不下他那10萬冊圖書啊。直到附近出現了工兵，在鐵橋和火車上裝炸藥，即將炸毀我們那列“毛蟲火車”的時候，我爸爸才強把五姨夫拉走。傍晚，我們在山上聽見了沉悶的爆炸聲，看見了滾滾煙塵，我第一次看見五姨夫淚流滿麵。
難民大隊像一條望不見頭尾的長龍，沿著荒涼的打狗河穀，朝行夜宿，蜿蜒前進。每天都有好多群土匪將長龍衝斷，洗劫手無寸鐵的難民。後來我們也不怕土匪了，因為身上再沒有什麼東西可搶。一個土匪摘了我爸爸的眼鏡，爸爸笑著說：“這玩藝兒你可別亂戴，戴上準頭疼。”土匪不信，試了一下，果然不好受，扔到地下。爸爸揀起來，還向土匪問路，去獨山有多遠？
天氣越來越冷，空中飄著雪花。媽媽給我講了成語“饑寒交迫”和“一貧如洗”，印象特別深。可不是麼，一路上經過土匪無數次洗劫，連我身上的毛衣都被扒走了，當然能夠理解這個“洗”字啦。爸爸揀來一條破麻袋，挖三個窟窿，套在我身上當大衣，腰裏緊緊地勒條麻繩，又擋風，又搪餓，說這是“大學教授的偉大發明”。爸爸很樂觀，在羊腸小道的岔路口，撥開枯草去細看那兩尺多高的石碑，上麵刻著三個大字“擋箭牌”，下麵的兩行小字是“東去那腳15裏，西去應歐20裏”。這也能引出他許多話來，給我講解，“這指路碑為什麼叫擋箭牌呢？古時候傳遞十萬火急的文書，是派人騎著快馬飛跑，60裏一個驛站，換人換馬，文書不停，像接力賽跑。形容奔馬快如箭，到了岔路口，就要有指路碑把箭擋一下，別跑錯了路哇，所以叫擋箭牌。那腳，應歐，都是地名，我看是苗族村寨的名字，有點兒古怪，大概是苗語。幸虧從秦朝就統一了文字，所以誰都看得懂。”
饑寒交迫的難民，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也變得凶狠起來了。先前是難民怕土匪，現在是那裏有槍響，出現了土匪，便有成千上萬的難民一湧而上，窮追不舍，一直追進村寨，就像鋪天蓋地的蝗蟲一樣，任你打殺，全然不顧，轉眼之間把一切都吃光，留下幾百具屍體，難民的長龍大隊又浩浩蕩蕩地前進了。
這條氣勢磅礴的難民長龍，不是鐵流，而是百折不撓的人流！寧死不當亡國奴的精神洪流！驚天地而泣鬼神的生命之流啊！
200公裏的打狗河穀及附近許多村寨也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救活”了百萬難民。不知道外國有沒有這種悲壯的記錄？40年後，我以一名中國作家的良心，將1944年的親身經曆，所見所聞，寫成了長篇小說《大撤退》，紀念這百萬難民同胞中的生者和死者，也是獻給今天的年輕讀者。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日戰爭，有正麵戰場，敵後戰場，同時也有不見經傳、慘絕人寰的“湘桂大撤退”，我們無權忘掉這一頁沉重的曆史。
1945年春天，徒步走到貴陽，我們全家大病一場。在醫院裏聽說，日本鬼子打到了獨山，在這雲貴高原的一角，彈盡糧絕，進退維穀，等待著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末日來臨。
這年夏天，我的父母收到重慶鄉村建設學院的聘書，全家來到四川巴縣歇馬場農村--這所學院也是為了避開敵機的轟炸才建在重慶遠郊。爸爸教國文，媽媽當圖書管理員。我到南開中學第三次讀初中一年級時已經14歲。有趣的是，媽媽要我20歲大學畢業就去美國留學，可是誰也沒想到，我20歲那年，作為一名中國人民誌願軍戰士正在朝鮮跟美國侵略軍打仗。
苦難的童年，動蕩的青年時代，使我更加珍視當前這個和平建設、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愛國，包含著廣泛的內容，曆史，是我們嚴峻的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