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堂，包括一座磚木結構的西式教堂以及一座高拔的井字形鍾亭。這座建於一百多年前的老教堂高踞於長龍山的龍頭上，俯視著一波橫流的長江，至今仍是大通的標誌性建築。
我一直以為天主堂是一座美國人的教堂。近讀吳華先生的一份資料，才知道建造這座西式教堂的是西班牙的解佩克神父。吳華是外鄉人，但他卻把大通和悅洲的曆史梳理得井井有條，比起吳華來，生於斯長於斯的我應感到慚愧。
至今矗立的那座天主堂鍾亭上醒目地刻著“1873”的字樣，可見在1876年《中英煙中條約》的簽訂下，大通與上遊的安慶、下遊的蕪湖同被列為外國輪船的停泊港前，高鼻梁黃頭發的西方傳教士就已經在和悅洲捷足先登。
不知道西班牙人是什麼時候離開大通的，但至少在新中國成立前很多年，依然堅固的天主堂就開始失去它的宗教功能。2008年，我因撰寫大型電視專題片《黃梅戲》而采訪著名的黃梅戲前輩演員桂月娥。嚴鳳英出道前，桂月娥就已經紅遍大江南北。1946年6月，桂月娥在大通天主堂唱《烏金記》，計劃連唱七天。桂月娥的戲票在當時真正是一票難求，連從和悅洲江麵上經過的一艘美國兵艦也拋錨江麵，那些高鼻子的美國水兵們也成了桂月娥的鐵杆粉絲。《烏金記》剛唱了一天，桂月娥就被附近一個保安團長請去喝茶了，直到第三天，保安團長仍不肯放桂月娥出來。戲迷們憤怒了，學生們開始上街遊行；美國水兵們也憤怒了，他們把大炮對準了天主堂。保安團長迫於壓力，這才把桂月娥放了出來。桂月娥說，她再也不敢在天主堂唱戲了，當夜就逃離了大通。
桂月娥在天主堂唱《烏金記》時，西班牙的傳教士們一定已經離開了大通，否則，這些傳教士們是不會允許戲子們登上他們布道的聖壇，從而褻瀆了他們至高無尚的上帝。
嚴鳳英的走紅，是在桂月娥的後期。嚴鳳英一出道，就讓她的戲迷們為之瘋狂。有意思的是，嚴鳳英在天主堂居然有了前輩桂月娥同樣的遭遇。嚴鳳英最後選擇的也隻有逃走這一著。
在我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天主堂的鍾聲已不再是上帝召喚子民的聲音，而成了恐怖的絕音。我不知道那時候的大通為什麼有著如此頻繁的火災，唯一可以解釋的是當時的祠堂湖畔有太多的茅草房，那些茅草房一家連著一家，一家不慎燃起大火，必將株連一片，嚴重時，一直燒到附近的街道上。而且，火災往往發生在夜裏，那燒紅的瓦片竄向空中，在空中交織成一幅壯觀的畫麵。每當這時，天主堂的鍾聲就會敲響，它召喚著人們前去救火。以至當時，我們最恐懼的不是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或者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反攻大陸，而是天主堂的鍾聲。前者離我們總是十分遙遠，而後者卻在伸手可觸之處。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那座與鍾亭相連的大教堂仍時常被外地來的戲班子當作一處劇場。那座足以容納四五百人的教堂也是我們召開全校大會的所在。有時雨天，我們的體育課也在這間教堂裏完成。我在這間大教堂裏完成了少先隊宣誓，在那方鋪著橡木地板的舞台上領到三好學生的獎品。教堂的頂上繪著彩色的“萬”字圖案，陽光從鑲有彩色玻璃的窗戶照在教堂內，在光潔的水泥地上投射出斑斕的影子。
那座大教堂毀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一場大雪。但直到今天，天主堂依然矗立在長龍山上，它依然是大通的標誌性建築，它被印在一些產品的包裝盒以及大通的對外宣傳冊上，成為外地人認識大通的名片。我像很多前來大通觀光的遊客一樣，從各個角度對準天主堂一次次按下快門，我在那一帶流連的同時，也在拾掇著童年記憶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