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部長篇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寫了幾張稿紙，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我在那間樓梯下的屋子裏接下去又寫了二三十頁。在重慶我並沒有家。這中間蕭珊去成都兩次：第一次我們結婚後她到我老家去看看親人，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裏我開始寫《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傳出不久，一位中國旅行社的朋友幫忙買到一張飛機票讓她匆匆地再去成都，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後來因為別的事情（有人說可以弄到長江船上兩個鋪位，我夢想我們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來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鋪位，那樣小的地方我們躺下去都沒有辦法，隻好將鋪位讓給別的朋友），她還是回到重慶。我的女兒就是在重慶寬仁醫院出世的。我續寫《寒夜》是在蕭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時候，那些日子書印不出來、書沒有人要，出版社裏無事可做，有時我也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來便關在小房間裏寫文章，或者翻譯王爾德的童話。
我寫《寒夜》，可以說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與我們住在同樣的大樓、走過同樣的街道、聽著同樣的市聲、接觸同樣的人物。銀行、咖啡店、電影院、書店……我都熟習。我每天總要在民國路一帶來來去去走好幾遍，邊走邊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間的生活，然後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圍發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滅，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裏我象若幹年前寫《滅亡》那樣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這樣在我的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樹生也出來了，他的母親也出現了。我最初在曾樹生的身上看見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後來我寫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蕭珊。所以我並不認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寫第四篇《回憶》時還說：“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樣。”
我寫《寒夜》也和寫《滅亡》一樣，時寫時輟。事情多了，我就把放在一邊。朗西有一個新戚在上海辦了一份《環球》畫報，已經出了兩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畫報組稿，要我為它寫連載，我把現成的那一疊原稿交了給他。在畫報上刊出了兩次，畫報就停刊了，我也沒有再寫下去。直到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見到健吾，他提起我的，我把已寫好的八章重讀一遍，過幾天給他送了去。《寒夜》這樣就在八月份的《文藝複興》二卷一期開始連載了。
《寒夜》在《文藝複興》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載完畢。我住在霞飛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編輯阿湛每個月到我家來取稿一次。最後的“尾聲”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成。一月份的刊物說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實脫期是經常的事。我並沒有同時寫別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譯薇娜·妃格念爾的回憶錄《獄中二十年》。我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擔任義務總編輯兼校對，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當作資本家批鬥過一次，就象我因為寫過《家》給當作地主批鬥過那樣。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對工作做得特別草率，在我看過校樣的那些書中，人們發現不少的錯字。
《寒夜》寫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個重慶小職員的生活。那一段時期我在重慶，而且就生活在故事發生和發展的那個地區。後來我在上海續寫，一拿起筆我也會進入《寒夜》裏的世界，我生活在回憶裏，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寫是在戰鬥。我曾經想對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幫助，可是大哥因破產後無法還債服毒自殺；三哥在上海患病無錢住院治療，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趕回上海設法送他進醫院，他已經垂危，分別五年後相處不到三個星期。他也患肺病，不過他大概死於身心衰竭，不象汪文宣死得那樣痛苦。但是他在日軍侵占“孤島”後那幾年集中營似的生活實在太苦了。沒有能幫忙他離開上海，我感到內疚。我們在成都老家時他的性格比我的堅強、樂觀，後來離開四川，他念書比我有成績。但是生活虧待了他，把他的銳氣和豪氣磨得幹幹淨淨。他去世時隻有四十歲，是一個中學英文教員，不曾結過婚，也沒有女朋友，隻有不少的學生，還留下幾本譯稿。我葬了他又趕回重慶去，因為蕭珊在那裏等著孩子出世。
回到重慶我又度過多少的寒夜。搖晃的電石燈，淒涼的人影，街頭的小攤，人們的訴苦……這一切在我的腦子裏多麼鮮明。“尾聲”的最後一部分就是根據我當時的一篇散文改寫的。的主要部分，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寫成的。我的確有這樣一種感覺：我鑽進了裏麵生活下去，死去的親人交替地來找我，我和他們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對我並不是陌生的，這裏有我那幾位親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橋牌，就是在我同蕭珊之間發生過的事情。寫《寒夜》的時候我經常想：要不是我過去寫了那一大堆，那麼從桂林逃出來，到書店做個校對，萬一原來患過的肺病複發，我一定會落到汪文宣的下場。我還有一個朋友散文作家繆崇群，他出版過幾本集子，長期患著肺病，那時期在官方書店正中書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醫院裏，據說他生病躺在宿舍裏連一口水也喝不到，在醫院斷氣時也無人在場。他也是一個汪文宣。我寫汪文宣，絕不是揭發他的妻子，也不是揭發他的母親。我對這三個主角全同情。要是換一個社會，換一個製度，他們會過得很好。使他們如此受苦的是那個不合理的舊社會製度。生活這樣苦，環境這樣壞，糾紛就多起來了。我寫《寒夜》就是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製度。
這些年我常說，《寒夜》是一本悲觀、絕望的。在《文藝複興》上連載的時候，最後的一句是“夜的確太冷了”。後來出版單行本，我便在後麵加上一句：“她需要溫暖”。意義並未改變。其實說悲觀絕望隻是一個方麵。我當時的想法自己並未忘記，也永遠不會忘記。我雖然為我那種“憂鬱感傷的調子”受夠批評，自己也主動作過檢討，但是我發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舊社會、舊製度的死刑。我指出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徹底潰爛，不能再繼續下去。舊的滅亡，新的誕生；黑暗過去，黎明到來。奇怪的是隻有在日文譯本的書帶上才有人指出這是一本充滿希望的書。有一位西德女學生在研究我這本作品準備寫論文，寫信來問我：“從今天的立場來看你會不會把幾個主角描寫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麼懦弱的，樹生不那麼嚴肅的，母親不那麼落後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過去我已經改了兩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印《寒夜》單行本的時候和一九六〇年編印《文集》最後兩卷的時候。我本來想把《寒夜》和《憩園》、《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編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朋友認為這樣做，篇幅過多，不便裝訂，我才決定多編一冊，將《寒夜》抽出，同正在寫作中的《談自己的創作》編在一起。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遲，到一九六二年八月才印出來，印數不過幾千冊。那個時候文藝界的鬥爭很尖銳，又很複雜，我常常感覺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後高高舉著，我不能說我不害怕，我有時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動了感情健忘病又會發作，什麼都不在乎了。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就是這樣“出籠”“注釋1”的。我為這篇發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夠了苦頭，自己也作過多次的檢查。現在回想那篇發言的內容，不過是講了一些尋常的話，不會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講的超過多少。我在一九六〇年寫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後記》中談到《憩園》和《第四病室》（也附帶談到《寒夜》）時，就用了自我批評的調子。我甚至說：“有人批評我‘同情主人公，憐憫他們，為他們憤怒，可是並沒有給這些受生活壓迫走進了可怕的絕路的人指一條出路。沒有一個主人公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爭過’。我沒法反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