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為什麼要對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簡單，清代大家，多出桐城，這裏不僅人文薈萃，名士彙聚，形成清代文學活動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學史上，也有桐城派這一說，自然為意識形態恐懼症眼中的重災區，為統治者重點打擊的首選地區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鄉試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會試第一，兩人都因才識卓越，文章聲望，為翰林院編修。康熙搞文字獄，手法比較獨出，不是殺雞給猴看，而是殺猴給雞看。這位經常要到承德打圍的好獵手，自然懂得槍打出頭鳥所產生的阻嚇效應。恰巧，方苞為戴名世的《南山集》寫了一篇讚揚備至的序文，這兩位桐城頂尖才子的組合，像拴在一根繩子上的兩隻螞蚱，正好讓康熙逮了個正著。
戴名世在文人中間，視為另類，而在一個平庸的社會裏，另類或者異端的存在空間，是極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簡直不為社會所接受。他的倒黴，他的被選為鎮壓的對象，也因為他“負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語）。據他與何屺瞻的信中，談到他的處境，“世多以仆為罵人，仆豈真好罵人哉？而世遂爭罵仆以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師，“餘居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餘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餘。’群兒從之紛如也，久之衡文者，貢餘於京師。鄉人之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蕭端木序》）。
這位以司馬遷自詡，遍遊燕趙齊魯、三吳八閩，搜訪南明遺事，立誌續史的戴名世，“既窮而遊，多憤世嫉俗之論，以是積學之士皆慕其才，與之交，而馳聲利挾權勢者，則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語）看來，不是他不了解這個社會，而是這個社會根本不能接納他。於是，得罪了有權有勢和有銀兩者，自然也就製造了不少明裏暗裏的反對派。
反對派的存在，也許並不可怕，反對派加之小人，那就沒好日子過。都說中國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這東西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卻從來不感緊缺，隨時隨地，不請自到。孔夫子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其實應該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對。小人之厲害，在於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擻，眼睛盯著你不放的同時，鼻子還不停地嗅著上麵的動靜。
我估計那個跳出來陷害戴名世的禦史趙申喬，一抓住他書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備受世俗訾議的惡名聲，三抓住康熙要殺人的血腥欲望，於是，一紙奏書，呈送到主子麵前。
“都察院左都禦史趙申喬，疏參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精華？祈飭部嚴加議處，以為狂妄不謹之戒。”
康熙禦批：“這所參事情，該部嚴察，審明具奏。”（《聖祖仁皇帝實錄》）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狀”，說來可笑，在書中有關南明政權史實部分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讀學士的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書中所記南明事，用南明年號，而戴名世轉錄到自己文集中時，不知道他是馬虎了呢？還是相信“近日方寬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這個另類文人內心深處，存有一點叫板之意。於是，偏偏被一心找碴的趙申喬抓住，這個想吃人血饅頭的小人，以“所作書內，將本朝年號銷除，將永曆年號寫入等類大逆不道之語”參奏上去。小人之狡獪，就在於他抓住康熙狹隘的種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斷頭台，而趙申喬因此案立了大功，擢為戶部尚書。
這次《南山集》文字獄，牽連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標，牽連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灝等人，牽連到出版社，印刷廠，發行人，投資商，以及藏有此書者，知情不報者，和處置不力的地方官員。最為恐怖可怕者，牽連到戴、方兩族大批宗親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殺得整個桐城地區，血雨腥風，昏天黑地。
按當時康熙批準的屠殺範圍：
“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不分異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查出送部，律斬立決。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給付功臣之家為奴。”（據雍正元年的刑部題參）
總計死於非命者，應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龍江的寧古塔，撥與烏喇、白都諾等處安插，活著受罪者，當有四百來人。康熙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將近千人之數。時隔數個世紀，重述這段血淚往事，猶感心悸。
戴名世固然為他的筆誤，橫遭慘禍，其實對統治者來說，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借口，而根本問題，在於他一定要寫出南明史的這一份真實，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價的。
“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逾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裏，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
“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征，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誌焉。”（戴《與餘生書》）
所以，從屈原起，中國文人最讓統治者頭疼的一點，就是他們堅持筆下的真實。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沒的，被改寫的，被當局有意忘卻的曆史真實，無論如何也要寫出來的勇氣和骨氣，不屈不撓，齎誌以赴，知道沒有什麼好果子吃，文人的誠實，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傳的曆史責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認為，作為一個中國文人，最起碼的一條寫作準則，就是要給曆史留下來真實。可以不寫不說，但不可以瞎寫瞎說，尤其不可以為了迎合什麼而顛倒黑白，而枉顧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為康雍乾唱讚美詩的史學家、文學家，實在是令人為之齒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後邊，那口至今猶在的池塘，當時為避禍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將近百十來口，其中以婦孺眷屬為多。據說這口池塘，時聞冤魂夜哭，到了刮風下雨的天氣，常見幢幢鬼影，時有陣陣陰風。
看起來，文人遭遇皇帝也罷，或者皇帝有意識地遭遇文人也罷，說了歸齊，雙方矛盾的症結，就在於真實二字。一個要說出寫出這個真實，一個不要你，不讓你，不準你說出寫出這個真實。於是，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的統治者，隻有訴諸於文字獄的辦法，來收緊文人的骨頭。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這便是中國文人永遠擺脫不掉的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