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某日下午，我的生活遭遇了兩個小插曲。事雖小，卻如石塊般在我心底濺起不小的水花。巧的是，兩件事都與我們中國人視比天高的“食”有關。這天有朋友作客，我到超市買點東西。朋友的孩子跟著我下了樓。買米時，11歲的孩子忽然問我：“是不是你們小時候，買米要用票？賣米的要給抓起來？”我感到突兀，便反問他信不信。他說：“正因為不信才問你哪。好多同學也不信，恐怕又是大人編出來唬人的‘大灰狼’。想要小孩珍惜糧食或多吃點飯吧？”我聽他這麼說，倒認真起來。我解釋了過去為什麼要憑票供應糧食；賣米的不見得都給抓起來，但那年代私人不允許販運糧食，那叫投機倒把；而一般人也不可能有多餘糧食賣；饑餓、營養不良是家常便飯，極端時期還有過餓死人甚至人相食的事。我在他這年紀就曾過過吃糠餅菜葉當飯，拿豆渣當營養品，飯後把碗裏的殘碴舔得一幹二淨的生活……然而我說了半天，他還是神情迷糊、似信非信地瞪著我，就差沒說出晉惠帝式的“那你們為什麼不吃肉糜”的蠢話了。
是呀，誰能靠三言兩語對一個從小喝可樂、啃皮薩餅都嫌一般的小學生，說得清我們所經曆的那個年代呢？而過來人雖說不可能忘記，卻也多半在改革開放以來的豐衣足食中淡忘了當初那份鮮活而恐怖的感覺了。偶爾我們會在酒席上說起那些片斷，年輕人無一不當天方夜譚聽，過來人則都當笑話開胃了。多麼幸運呀，饑餓早已遠遠地離開了中國人，“民以食為天”也快成為過時的成語了。那麼，我還有什麼必要對一個幸福時代的孩子，說那些令他困惑的事呢？於是我閉了嘴。
然而緊接著發生的一件事，卻又使我悚然覺得，有時對孩子甚至對自己嚼些“陳芝麻”，尤其能嚼出些味兒來，未必是件多餘的事情。
我在報攤上買了份報，一眼看見這樣一幅照片：三個如朋友孩子般大的孩子奄奄綣縮於街角，衣衫襤褸，眼神混濁而驚恐地瞪著鏡頭一一是則關於某國饑民外逃的新聞。我愀然。我將報紙遞給孩子：你不是無法想象嗎？看看這組新聞吧。我們經曆過的，就是和這些孩子一模一樣的境況！孩子呆呆看了半晌，說：
“你們那時真可憐”。我卻搖頭：不，我感到我很幸運，你尤其幸運。因為再可憐再可怕的年代，畢竟是過去了。而他們……我不知怎樣準確表達我的心情。
千言萬語湧上心來，卻都似乎不是我最想說的。未了，我隻說了一句便陷入了沉默：“民以食為天哪……”使我感慨最深的是新聞的最後一段文字：該國的困境緣於其農業連續兩年遭受洪災、海嘯而大幅減產。我相信這是事實。但它卻無法抹去我的疑慮：僅僅是自然災害，能使一個國家淪落到如此地步嗎？這樣似難解釋，任何國家，任何時期都頻繁發生著各種嚴重自然災害；但卻隻有少數國家才發生大麵積饑荒、民不聊生的慘狀。天災是可怕的，但畢竟隻是外因。一種社會現象的產生必有其深刻的與人相關的內因在。比如，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也有過可怕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而現在誰還能繼續按我們當時的說法，將那餓殍遍野的慘狀之形成，僅僅歸結為天災？相反，新時期來中國的滄桑巨變，更生動不過地證明，造成那“三年”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體製不當造成的“人禍”更客觀。何況當今中國經曆的各種災害比那“三年”，有過之而無不及。1991年的特大洪澇，這兩年的雪災、地震等等，如果發生在改革前，結果會怎樣？然而它現在又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呢？糧食連年豐收，國際糧價騰貴而中國糧價相當穩定……當我們為此慶幸時，是不可能不思考這其中的究竟的。
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有這樣一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力。好一個反作用力嗬！從我們的上層建築作出“改革”決策至今，不過30年光景，古來多災多難的中國，就已經完全“換了人間”！那麼，再過30年呢？我們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仍然會穩穩地撐起我們頭上那一方沉重的“天”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雖然我們的改革，在深度上和廣度上尚未達到預期目標，未來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然而，前景無疑是樂觀的。
回家時，電視裏正巧在紀念鄧小平逝世十周年，孩子捅捅我：知道鄧小平逝世十周年的準確時間嗎？“我一下沒答上來。他得意地告訴我：是2007年2月19日9點零6分！我不禁誇獎他好記性。他紅著臉承認，是老師要他們記住的。我點點頭：這很好。但更要緊的是，記住‘鄧小平’這個名字對我們、對中國的意義。”是和‘民以食為天’有關嗎？他似懂非懂地想起了我說的話。
我笑了：是，又決不僅僅是。但終有一天你會真正明白，這個名字對於你，對於我以及全體中國人民，乃至中國的未來，實在是太重要、太有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