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邵逸夫正在家中，突然闖進來十多個荷槍實彈的日本兵。隻一瞬，邵逸夫的前胸後背，就被幾把明晃晃的刺刀對準了。這夥人的頭目是一個矮胖的日本兵，他走上前來，不由分說揪住邵逸夫的衣領，抬手就是幾個耳光。
邵逸夫眼前金星直冒，口角也流出了血。他強壓著憤怒，瞪視著這些人，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麼。但他沒有叫嚷，也沒有反抗。他知道，自己對抗不了這麼多日本兵，同這些禽獸也沒有道理可講。
那個小頭目嘰裏呱啦亂叫了一陣，幾個日本兵衝上來，將邵逸夫五花大綁，押著他到了日本兵總部。到了那裏，又是一陣毒打，直把邵逸夫打得皮開肉綻。接著，就把他關進了地牢。關了打，打了關，如此過了一個多星期。
邵逸夫出身富足，現在是大老板了，何曾受過這等折磨。他憤怒之餘，還莫名其妙，不知道這一切所為何來。但他既無從申辯，也不能詢問。和窮凶極惡殺人成性的日本鬼子講理，豈不是笑話。
後來弄清了罪名，是“拍攝反日電影”。所謂“拍攝反日電影”，證據是1938年，邵村人在香港時，聯合香港其他六家電影公司，拍攝的反映中國人民全麵抗戰的影片《最後關頭》。
邵逸夫被抓，最著急的莫過於他的夫人黃美珍。黃美珍畢竟有見識有心胸，雖然著急，但並沒亂了分寸。情急之下，她想起了兩個人：曾在邵氏兄弟公司做過事的日本人山本和中野。邵逸夫請他們幫助邵氏公司購買過放映器材。邵逸夫一貫儉省，卻對他們非常好，曾數次請他們吃飯，向他們了解日本電影的發展情況，還問一些日本電影的故事梗概。
山本和中野還真被黃美珍找到了。他們一個在日本司令部做文職，一個在日本人的商社。聽說邵老板有難，他們急忙趕到憲兵部，向日本人證明，在拍《最後關頭》的時候，邵逸夫在南洋，所以關於《最後關頭》的拍攝，他完全不知情。
他們還拿出一些報紙上的文章給憲兵部的人看，是當時上海進步人士，批評邵氏兄弟逃避政治的文章，批評他們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仍然拍攝放映才子佳人、風花雪月類的影片。
邵逸夫因此而被保釋出來，算是死裏逃生。
不過經曆此番意想不到的變故，邵逸夫因禍得福，從此不用再提心吊膽。日本憲兵部的人都已經認得他，不再找他麻煩了。邵逸夫不必每天躲在家裏，可以放心大膽地出門了。
獲得了一定的自由，首先要解決的自然是生計。他們苦心在南洋建起的院線，大部分已經被戰火毀壞，還有的被日本人征用了，隻殘存幾家。於是邵逸夫利用剩下的這幾家影院，繼續放映電影。時局動蕩，在日寇的統治之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種情況下，生意的清淡可想而知。邵逸夫勉強維持著，使一家人可以生存。
海外遊子，最是思鄉。尤其在這烽火連三月的時候，家書真可抵得萬金。邵逸夫與邵山客，最令他們感到痛苦的，還不是皮肉之苦，也不是處境的艱難，而是對故國和家人的思念。整整三年零六個月，他們無法與上海的親人取得聯係，戰爭阻隔了所有的消息。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彼此的思念和牽掛，更甚於平日，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每一天都是煎熬。
不過，年輕的邵逸夫在這場戰爭當中，在長時間的孤獨與思念當中，在獨自對抗這一切的過程當中，也得到了磨礪和洗禮，變得更為成熟、堅強，從而在今後的大風大浪裏，可以從容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