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人們的思緒停駐於中世紀時,首先躍入眼簾的是身著閃光鐵甲的勇猛騎士,曆史的遐思也總是縈繞著猶如幽靈般遊蕩的騎士,然而,騎士留給人們的不隻是刀光劍影、喋血嗜戰的武夫之壯舉,而是俠肝義膽、浩然之正氣,且散發著誘人的風雅氣息,使人們的思緒留戀和沉浸於那揮之不去的、令人神往的中世紀曆史的幻影之中,難以抽身回神。騎士不僅是充滿了神奇和浪漫色彩的中世紀西歐社會的曆史現象和文化現象,而且濃縮了整個中世紀社會的曆史和文化現象。作為中世紀的一種軍事製度的騎士,伴隨著中世紀的衰落而消亡,被湮沒於曆史的塵埃中,但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和西方社會的倫理精神,騎士的存在發展脈絡並不是以中世紀為局限,而是遠遠擺脫了中世紀曆史和文化的框架和局限,超越了中世紀的時空,隨著曆史長河的延伸而頑強地延續發展,並深深地影響到西方社會近現代的曆史和文化。因此,對這麼一個涵蓋了整個中世紀曆史和文化而且對以後西歐社會曆史文化和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騎士進行研究,不僅是具有重大曆史意義,而且具有現實意義,故此本書選定了騎士作為研究的範疇,而把騎士精神鎖定為研究論述的對象和中心。騎士精神是騎士的靈魂,是解讀騎士之謎的鑰匙,也是解讀中世紀的騎士和曆史文化以及西方近現代社會文化和曆史的楔入點。

騎士精神淵源於好榮譽好戰的古代日耳曼民族,中世紀時期,融入了基督教的宗教狂熱,並經基督教的規矩教化和典雅愛情與文學的熏陶,逐漸內化為西歐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西歐民族精神的顯著特征。好榮譽勝過生命是騎士精神的核心,好戰則是騎士精神的外部特征——戰爭最顯英雄本色。騎士精神的形成發展過程,展現了西歐中世紀社會文明進化的曆程,但是在另一方麵,在9—19世紀,騎士精神又成為西歐民族本土擴張和海外殖民的原始動力,以及西歐紛亂的肇始者。近現代的兩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爆發在西歐,也無不與這種帶有“窮兵黷武”色彩的騎士精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騎士精神不僅直接成為西歐民族開土拓疆的精神動力,而且對西歐文化和社會倫理道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騎士文學就是騎士精神對西歐文化產生影響的最直接的例證,但不限於此,騎士精神的理想主義情操,造就了西歐浪漫主義文學、藝術與音樂、巴洛克藝術、意大利歌劇、古典音樂等。因而,對西歐民族精神與文化以及曆史產生了深遠影響的騎士精神的研究,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首先,在國內,對騎士的研究總體上講,是處於草創啟蒙階段。最早涉足騎士問題的,是何炳鬆和玄珠,二者在1929年分別編譯的《中古歐洲史》和《騎士文學》小冊子中,粗略概括介紹了騎士的基本內涵,但是,從此以後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對騎士的研究幾乎是處在無人問津的荒蕪狀態。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十年浩劫的結束所進行的曆史反思和整個文化與史學的複興,有關騎士研究這一領域,才逐漸被人問津,得到開墾拓荒,如,孟憲強的《堂吉訶德不是騎士的典型形象》(《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1期),薑守明的《騎士製度和騎士精神》(《曆史知識》1985年第3期),駱兆倫的《試比較中國“士”、日本“武士”和西方“騎士”》(《重慶師院學報》1988年第1期),侯建新的《英國的騎士、鄉紳和紳士都不是貴族》(《曆史教學》1988年第3期)。除了一些文章論文的發表外,有關騎士文學的書籍也相繼被翻譯出版,如鄧保中譯的《亞瑟王的故事》(中國民間出版社1984年),劉道義譯的《亞瑟王和圓桌騎士》(人民出版社1981年)。盡管20世紀80年代對騎士研究的水準是處在起步階段,但是為以後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如薑守明的《騎士製度和騎士精神》對騎士概念的內涵作了比較全麵的介紹。

20世紀90年代後,對騎士進行了一些較為深層次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一些較高質量的論文相繼問世,如,趙立行和於偉的《中世紀西歐的典雅愛情》(《世界曆史》2001年第4期),於偉的《法蘭克騎士製度的建立》(《軍事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王德林的《試論西歐中世紀騎士的教育》(《河北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任曉潤的《俠義之氣與騎士道德》(《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倪世光和許桂敏的《論騎士行為準則的基督教特征》(《河北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黃永林的《中國的武俠小說與西方的騎士文學之比較》(《外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2期),仲躋昆的《阿拉伯文學與西歐騎士文學的淵源》(《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3期)。此外,還有一些有關騎士的著作被翻譯出版,如,麗月塔的《紳士道與武士道——日英比較文化論》(王曉霞、陳守桂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古列維奇的《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總體上講,國內對騎士的研究可分為兩大塊,一個是從史學角度進行的,另一個是從文學角度進行的研究,但是無論是從史學還是從文學角度對騎士的研究,雖然90年代較80年代有了較大的進步發展,取得了一些成就和進展,但是同國外相比較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同時對於騎士這個龐大而深邃的領域來講,僅僅隻是觸及到它的邊緣,目前國內還沒有一部全麵深入研究騎士的專著出版,對騎士精神的整體性研究尚屬空白,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因此,對騎士的研究,還有許多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還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

在國外,對騎士的研究無論是從廣度上還是從深度上講,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研究的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國外對騎士的研究從中世紀就已開始,不過那時主要是編寫整理反映和讚美騎士的詩、傳奇以及有關騎士的回憶錄、傳記等,如,西班牙的史詩《熙德之歌》、法國的史詩《羅蘭之歌》、英國的史詩《貝奧武甫》、德國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喬叟故事集》、《弗羅莎特編年史》、《茹安韋爾編年史》、《馬修·帕裏斯編年史》等。

隨著中世紀的衰亡,騎士文學曾一度銷聲匿跡,但是到16、17、18、19世紀,歐洲再度掀起了複興中世紀的熱潮,洋溢著浪漫主義氣息的騎士文學隨之興盛,如大仲馬的《阿芒得騎士》、司各特的《最後一個吟遊詩人的歌》等。在文學上,再次栩栩如生地重塑了理想騎士的光輝形象,使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在文學中複活並得到傳承發展。伴隨著這股複古的狂飆颶風,人們對充滿神奇魅力的中世紀騎士掀起了極大的熱情,一方麵是收集整理中世紀時期有關騎士的回憶錄和傳記,如《聖德尼編年史》、古維萊厄(Cuvelier)的《貝特朗·迪蓋克蘭之歌》等,都是這一時期得到整理出版的。另一方麵,就是對騎士進行的大量研究,一批研究的成果專著紛紛出版,如,米爾(Mills,C)的《騎士的曆史》、梅尼斯特裏(Menestrier,C。F)的《騎士團》、詹姆斯·伍德豪斯(James,Woodhouse,F。C。)的《軍事宗教騎士團》等等。19世紀對騎士的研究,不僅探討了中世紀騎士的軍事和宗教生活狀況、騎士與基督教以及十字軍的關係、騎士衍生發展的脈絡,如,拉克羅伊克斯(Lacroix,P)的《中世紀的軍事和宗教生活》、斯特賓(Stebbing,H)的《騎士和十字軍的曆史》,而且對騎士精神的倫理價值進行了分析研究,如,巴蒂(Batty,J)的《騎士精神和影響》,迪格比·凱納爾姆(Digby,kenelm。H)的《榮譽的基石》。盡管19世紀對騎士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出於對騎士的懷念和讚美,隻看到了騎士光彩奪目和完美的一麵,甚至夾雜著對騎士美化誇大的成分,而忽略了它的曆史局限性和醜陋的一麵,但是這對以後對騎士的研究無不裨益。

20世紀對騎士的研究逐漸矯正了19世紀“虛誇”的傾向,趨於客觀化,無論是在研究的領域還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了質的飛躍。20世紀對騎士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二戰結束前、二戰結束後到80年代、80和90年代。二戰結束前,由於受到兩次世界大戰戰亂的幹擾和影響,對騎士的研究沒有多大進展,成果著作寥若晨星,遠不如19世紀。盡管如此,但是這一階段卻開辟了以前所沒有涉足的新領域,即對典雅愛情的研究,如安德烈亞·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的《典雅愛情的藝術》,這一點不能不令人感到欣慰。

二戰結束後,整個西方都不同程度陷入了對曆史的反思和反省之中,企圖從曆史中尋找一些對那場人類曆史上最大悲劇的啟迪,這帶動對曆史學的研究,因而對中世紀騎士的研究也相應得到快速發展,擺脫了以前那種徘徊不前的局麵。二戰結束後不僅承襲發展了戰前對典雅愛情的研究,如,20世紀60年代的,約翰·本頓(Benton,John)的《克裏奧和維納斯——中世紀典雅愛情的曆史觀》,90年代的,馬蒂爾達·托馬利恩·布魯克納(Matilda Tomaryn Bruckner)《浪漫傳奇的塑造》和喬治斯·迪比(Georges Duby)的《中世紀的婚姻和愛情》,而且越來越傾向於從文化的視角對騎士進行研究,如,50年代的,克萊因(Cline,R。H)的《浪漫主義對中世紀比武的影響》,皮特·裏弗斯(Pitt—Rivers,J)的《榮譽和社會地位——地中海社會的榮譽和羞辱以及價值觀》;加蒙斯韋(Garmonsway,G。N)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英雄觀》等。

80年代的,對騎士的研究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有關騎士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對騎士的研究方法不僅繼承發揚了以前的傳統,將騎士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研究,如,佩特桑(Paterson,L)的《在12世紀抒情詩中的騎士和騎士觀念》,本森(R。L。Benson)和康斯特布爾(G。Constable)編寫的《騎士階級的文化》,諾恩(North,S)的《呈現在1090—1240年法國敘述詩中的理想騎士》,韋爾(Vale,M)的《戰爭和騎士——中世紀末期英格蘭、法國和勃艮第的戰爭和貴族文化》,而且進入細化的專題性的研究,如,對騎士的比武的研究,巴伯(Barber,R)和巴克(Barker,J。R。V)的《中世紀騎士和比武》,巴克(Barker,J。R。V)的《1100—1400年英格蘭的比武》。

90年代堪稱對騎士研究達到巔峰,不僅有關騎士研究的論著的數量超過了80年代,而且研究的水平更勝一籌。在將騎士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研究方麵,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批相當有分量的專著問世,如奧爾多·斯卡格萊昂納(Aldo Scaglione)的《宮廷騎士——典雅和典雅騎士》,馬瑟沃·斯特裏克蘭(Matthevo Strickland)的《騎士和戰爭——1066—1217年在英格蘭和諾曼底戰爭中的行為和觀念》,約阿希姆·布姆克(Joachim Bumke)的《典雅文化——中世紀晚期的社會和文學》等,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約阿希姆·布姆克的《典雅文化——中世紀晚期的社會和文學》,薈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全麵係統介紹和分析了與騎士有密切關係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如城堡、服飾、武器裝備、飲食、宴會禮儀,騎士授封儀式、比武儀式、騎士文學等等,對物質和精神文化表象後麵的深層次的思想觀念,進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