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蘿卜的成功與失敗
《透明的紅蘿卜》發表於1985年第二期的《中國作家》，作品刊出後，中國作家協會召開了座談會，由登載小說的《中國作家》雜誌主編馮牧先生主持。當時，北京的評論家幾乎都去了，可謂“評家蜂起，各擅其妙”（評論家雷達先生的話。），文壇驚呼：軍藝出了一個怪才，頭發絲掉到地上，他能聽到聲音？怪哉！此人竟是徐懷中的弟子。也難怪這作品反響巨大，時至今日，這仍然是一篇好作品，可以說是莫言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我第一次聽說莫言的時候，就是文學史課本上的一筆：莫言和《透明的紅蘿卜》，無疑是那個時代尋根文學和先鋒小說的代表之作。莫言的這篇小說在被論者提及的時候，無非是兒童視角、象征意象，這篇文章也讓莫言的信心大增。任何好的東西都有其另外一個麵孔，莫言的紅蘿卜成功了，可是卻也成為他的一條肋骨，他很想將這條肋骨變得堅硬，也很無奈肋骨太過堅硬的時候硌疼了自己。
1
初見。莫言寫《透明的紅蘿卜》源自一個夢，這個夢帶著他回到了十二三歲，那時候，他是個饑餓的孩子，四處搜尋著可以吃與不可以吃的東西。饑餓在那個人人都餓的年代變成了饞，其實，莫言的饞在今天看來根本不算什麼，偷一個蘿卜，有什麼呢？去歲，我去鄉下，蘿卜是用來喂豬的，或者太多了來不及收割爛在地裏，我當時很可惜，覺得怎麼能任由它爛呢？親戚安慰我，不礙事，反正這東西也好種，放在那裏，不用太打理就成熟。可莫言甚至為了這蘿卜挨了一頓胖揍，幾乎被打死。
進入軍藝學習後，1984年冬，莫言做了一個夢，夢見“眼前出現了一片很廣闊的紅蘿卜地，北方的大紅蘿卜，很鮮豔的。”（莫言：《在文學種種現象的背後》，《莫言對話新錄》，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68頁。）夢裏還有一輪紅日，蘿卜地中間的草棚子，紅衣少女手拿魚叉叉起一個紅蘿卜，朝著太陽走去。這時候，起床號響了。
早晨去飯堂的路上，莫言就對同寢室的施放說：
“老施，我要寫篇小說，我要寫一個紅蘿卜。”
施放就問：
“你要寫一個什麼樣的紅蘿卜？”
他說：
“一個金色的紅蘿卜。”（丘濂：《軍藝歲月：好小說的樣子》，《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第42期，第79頁。）
接下來，莫言就講了那個夢，這個夢能不能寫小說。施放覺得當時他們的思維往往是學習了什麼文件，閱讀了什麼文章，或者響應了什麼號召，然後帶著觀點去觀察生活，寫出來的東西肯定是很主觀的，莫言這樣就很好，構思完全不一樣，就鼓勵莫言寫。那天上課，莫言一邊聽課，一邊把整個夢境勾勒出來，兩周後，稿子出來。他拿不定主意，甚至連算不算小說都說不上來。
小說開始寫了，夢境裏沒有的現實記憶被莫言放了進去。莫言在水利工程上當過小工，在一個橋洞裏呆了三個月，幫人家打鐵，生爐子、拉火、敲幾下邊錘。多年後，當有人要給莫言拍紀錄片的時候，莫言特意回到了當小工的橋洞，記憶中高大的橋洞變得低矮，一伸手就能夠到頂，這種印象的落差除了莫言長大了，還有一點就是長期在外看慣了高樓大廈，如今看著小小橋洞，怎麼還可能高大？這是“見世麵”給的錯覺。
莫言在《透明的紅蘿卜》裏寫到一個老鐵匠和小鐵匠的情景，小鐵匠想掌握打鐵的核心技能——淬火，但是老鐵匠一直沒把水的溫度告訴小鐵匠，於是小鐵匠就把手伸進水裏試溫度，老鐵匠則把燒紅的鐵一下子就烙在小鐵匠的手上。這個細節很真實，“教會徒弟、餓死師傅”，老鐵匠在這之後就走了，小鐵匠成為師傅，還有個細節，莫言寫得不動聲色，就是老鐵匠手上也有這樣一個傷疤。
莫言說：
“人的記憶能將過去醜陋的事件、悲慘的事件美好化。有這麼一種心理傾向；你記住的往往都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你小時候受過很多屈辱、做過很多醜事，記憶會幫你選擇遺忘，或者說藏在潛意識深層，隻有當一個作家具備了自我批判的精神時，才能把它們挖掘出來。”（莫言：《在文學種種現象的背後》，《莫言對話新錄》，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119-120頁。）
所以在《透明的紅蘿卜》之中，莫言還加入一段小時候的經曆，就是偷蘿卜差點被父親打死的經曆。這件事源於——
“文革”期間，我十二歲那年秋天，在一個橋梁工地上當了小工，起初砸石子，後來給鐵匠拉風箱。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中午，鐵匠們和石匠們躺在橋洞裏休息，因為腹中饑餓難捱，我遛到生產隊的蘿卜地裏，拔了一棵紅蘿卜，正要吃時，被一個貧下中農抓住了。他揍了我一頓，拖著我往橋梁工地上送。我賴著不走，他就十分機智地把我腳上的那雙半新的鞋子剝走，送到工地領導那兒。捱到天黑，因為怕丟了鞋子回家挨揍，隻好去找領導要鞋。領導是個猿猴模樣的人，他集合起隊伍，讓我向毛主席請罪。隊伍聚在橋洞前，二百多人站著，黑壓壓一片。太陽正在落山，半邊天都燒紅了，像夢境一樣。領導把毛主席像掛起來，讓我請罪。我哭著。跪在毛主席像前結結巴巴地說：“毛主席……我偷了一個紅蘿卜……犯了罪……罪該萬死……”民工們都低著頭，不說話。張領導說：“認識還比較深刻，饒了你吧”張領導把鞋子還了我。我忐忑不安地往家走。回家後就挨了一場毒打。（莫言：《超越故鄉》，《莫言文集·小說的氣味》，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71頁。）
莫言說當時的沒跑掉，是因為當時他的腳隻有30碼，可是鞋子是34碼的，因為家裏窮，小孩子的腳長得快，為了能多穿幾年，就買了大一些的鞋子，走起來尚且像卓別林一樣搖擺，更別說跑了，當時莫言也很苦，黃麻地、生產隊，白天打鐵，晚上就睡在橋洞裏，毛主席像就被掛在橋墩上，所有人圍繞在橋墩周圍，先是負責人說莫言的錯誤，然後就讓莫言懺悔自己的罪行，方式呢？先要背誦一段毛主義語錄，莫言背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裏麵有“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損壞老百姓的莊稼”，莫言說，盡管他不是軍人，是個頑童，但與他犯的“罪行”倒是很貼切。
這場麵讓莫言二哥看到了，就押著他回家，一路上還不忘記對“我的屁股和肩背施加拳腳，這是那種抓住弟妹把柄的半大男孩常有的惡劣表現”，回家後，他就把莫言的“罪行”向父母進行了彙報，全家人齊上陣，修理莫言。莫言說，父親好像從電影裏“汲取的經驗”，找來一根繩子，在醃鹹菜的鹽水裏浸過，準備開打。
家裏窮，褲子少，怕褲子被打壞，就讓莫言把褲子脫下來，抽打他的屁股，“電影裏的共產黨員寧死不屈，我是一繩子下去就叫苦連天”，母親眼見父親下了狠手，就到嬸嬸家把爺爺叫過來解了圍，爺爺說，“奶奶個熊，小孩子拔個蘿卜吃，有什麼了不起？值得你這樣打？”（莫言：《神秘的日本與我的文學曆程》，《莫言講演新篇》，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104-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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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小說寫出來，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小說。他把稿子拿給係裏劉毅然看，劉毅然看完後很興奮：
“這不僅是一篇小說，還是一首長詩。”（莫言：《我再也寫不出這樣的小說了》《聆聽宇宙的唱歌》，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70頁。）
在投稿上，他征求了崔京生的意見，投給《收獲》一篇《球狀閃電》，後來《收獲》的編輯問，為什麼不把《透明的紅蘿卜》投過來？莫言說，當時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哪部作品好，就讓崔京生幫著挑選了一篇。
劉毅然把稿子轉給了徐懷中老師看。曾任《人民文學》編輯的朱偉說，徐懷中曾在昆明軍區工作，在部隊作家中很有威望，也是一位文學修養極高的長者，50年代就寫過《我們播種愛情》、80年代以《西線軼事》聞名，影響很大。加上後來，徐懷中後來從軍藝係主任一直升到了總政文化部的副部長、部長，成為庇護莫言的一棵大樹，讓莫言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充分展現自己文字的魅力，自信也隨之提高。
徐懷中的夫人於老師也看了《透明的紅蘿卜》，舞蹈家於老師說，“小說裏那個黑孩子讓我很感動。”兩個人都認為這個作品寫得好，並建議把《金色的紅蘿卜》改成《透明的紅蘿卜》，係裏更是召集幾個同學座談了這篇小說。當時莫言還老大不樂意，覺得“金色的”好，但很多年後，再去看這個作品，就發現“透明的”，簡直妙不可言。
修改後，徐懷中就推薦給《中國作家》的主編馮牧，馮牧在“二野”的時候是徐懷中的上級，50年代，馮牧在昆明軍區任文化副部長時，培養了包括白樺公劉、彭荊風、葉楠、公浦在內的一係列作家，很多都被打成了“右派”。
據《透明的紅蘿卜》責任編輯蕭立軍說：
“我們當時常務副主編看了之後覺得有點怪怪的，這個東西到底行不行？
心裏邊也沒譜。然後對我說:‘小蕭，你看看這篇作品。’我看了後我覺得非常好，它實際上是呈現出非常意象化的寫作。這個作品據莫言自己說，他就是做了個夢，夢見這個蘿卜。於是，“蘿卜”意象流動起來了。”（蕭立軍：《透明的紅蘿卜》的編發過程及其意義，《中國作家》2013年第4期。）
蕭立軍是個東北人，大高個，說話風風火火、自行車蹬得飛快。那時候蕭立軍不認識莫言，但覺得這個作品很好，而且當時，文學界和創作界在討論作品的技法與“轉型”，莫言這篇作品正是“轉型”的路子。2012年，“老蕭”看上去還很年輕，抱著一條棕色的泰迪小狗，在庭院裏享受清閑。
1985年，《中國作家》剛創刊不久，第二期就發表了這個小說，還為這小說專門展開座談紀要，主編馮牧先生在華僑大廈主持召開了小說研討會，汪曾祺、史鐵生、李陀、雷達、曾鎮南等名家參加了會議……《透明的紅蘿卜》順利成章成為莫言的“成名作”。
蕭立軍還向領導建議組織兩次討論會，就是看中了這篇文章的轉型價值，“文革”結束後一直到80年代中期，作品要麼像“文革”那樣設有禁區，要麼像“傷痕文學”那樣直接控訴政治運動對人的傷害，這篇文章在文學需要擴大視野的1984、1985年，莫言正好給了一個思路——
“寫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還像剛粉碎‘四人幫’那樣寫得血淚斑斑，已經沒有多大意思。即使在‘文革’期間的農村，盡管生活很貧窮落後，但還是有歡樂；即使溫飽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生活中也還是有理想的，這種歡樂和理想都被當時的政治背景染上了奇特的色彩，應該把這些色彩表達出來。把那段生活寫得帶點神秘色彩，稍微有點感傷氣息就夠了。”（丘濂：《軍藝歲月：好小說的樣子》，《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第42期。第80頁。）
這段話跟莫言在“有特色才有追求”對話中說的頗像，莫言認為：
我這篇小說，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段農村生活。剛開始我並沒想到寫這段生活。我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農村是那樣黑暗，要是正麵去描繪這些東西，難度是很大的。但是我的人物和故事又隻有放在“文化大革命”這個特定時期裏才合適。怎麼辦呢？我隻好在寫的時候，有意識地淡化政治背景，模糊地處理一些曆史的東西，讓人知道是那個年代就夠了。我覺得寫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還象剛粉碎四人幫那樣寫得淚跡斑斑，甚至血淚斑斑，已經沒有多大意思了。就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間的農村，盡管生活很貧窮落後，但生活中還是有歡樂，一點歡樂也沒有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即使在溫飽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生活中也還是有理想的。當然，這種歡樂和理想都被當時的政治背景染上了奇特的色彩，我覺得應該把這些色彩表達出來。把那段生活寫得帶點神秘色彩、虛幻色彩一稍微有點感傷氣息也就夠了。（莫言等：《有追求才有特色——關於〈透明的紅蘿卜〉的對話》，《中國作家》，1985年第2期。）
第一次討論會就在莫言宿舍裏開展，蕭立軍借了四個喇叭的收錄機，一路騎車從沙灘到魏公村完成錄音，莫言和三位室友金輝、李本深、施放相比，顯然不善言辭，討論會由徐懷中總結，這次討論會的內容就發表在1985年4月11日刊出的《中國作家》上，名叫《有追求才有特色——關於〈透明的紅蘿卜〉的對話》。後來，有論者將《透明的紅蘿卜》歸結為“生存的苦難———饑餓、孤獨、愛的缺失，不公正———暴力、壓抑、歧視”，（王育鬆：《童年敘事:意義豐饒的闡釋空間——重讀莫言的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湖北社會科學》2008年10期。）這些元素都有被那次討論涉及到，隻是沒被概括的這樣精簡，其實還有一點神秘主義，是莫言所說的“神秘色彩、虛幻色彩”。
“黑孩”身上的謎團太多了，他為什麼不說話，在小石匠和小鐵匠打架的時候，他為何幫了虐待他的小鐵匠而不是幫助他的小石匠？小石匠說他被後娘打傻了，但他的內心緣何比任何人都還要複雜？有人說，作家之所以會受到其他作家影響，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相似。我總覺莫言寫這樣一篇作品，多少受了魯迅先生的影響，因為他總是提到魯迅先生的《鑄劍》，說裏麵有“老莊的那種瀟灑曠達，空瓏飄逸的靈氣。站得很高很遠地觀察生活，也許可以逃避很多困難”，（莫言等：《有追求才有特色——關於〈透明的紅蘿卜〉的對話》，《中國作家》，1985年第2期。）黑孩就像是這樣一個站得遠的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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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關於《透明的紅蘿卜》，後來，莫言在重新編文集的時候說：
“我又重讀了這篇小說。雖然能從中看出許多笨句和敗筆，但我也知道，我再也寫不出這樣的小說了。”（莫言：《我再也寫不出這樣的小說了》《聆聽宇宙的唱歌》，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71頁。）
誠然，《透明的紅蘿卜》完成後，莫言就發現：
“原來我童年時期的生活竟然可以寫成讓人家認為很好的作品，一下子就好像拔掉了河流上的閘門，河水滾滾傾瀉出來。”（鳳凰衛視中文台許戈輝《名人麵對麵》，莫言專訪實錄，2012年10月14日。）
其實在細節處看待這篇作品，會發現沒有正麵角色，莫言雖然常常沉默寡言，他卻不想走尋常路，在當時，他的小說裏就有流氓班長，在以後，他的小說裏更是變來變去，以至於給他總結小說類型也要頗費周折。
黑孩、菊子、小石匠、老鐵匠被認為是和“我們一國的”，因為他們或者可憐，或者善良、或者有正義感，但仔細看看，就會發現問題。黑孩是個可憐的孩子，赤著身，光著腳，跟著繼母生活，親爹又不知在何處，外人開看來有些笨笨傻傻，也不出聲。可就是這樣一個小男孩，你發現他很邪，比如菊子可憐他，他還是我行我素——
“黑孩把傷手舉起來放在嘴邊，用牙齒咬開手絹的結兒，又用右手抓起一把土，按到傷指上。姑娘剛要開口說話，卻發現他用牙齒和右手又把手絹紮好了。她長長地歎了一口氣，舉起錘子，沉重地打在一塊醬紅色的石片上。”（莫言：《透明的紅蘿卜》，《莫言文集·歡樂》，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下文引用的原文皆出於此，並不另注。）
對於菊子姑娘，看得到愛，他卻不知道如何表達。小鐵匠要他去偷蘿卜，他就真的去偷。你說他這是被逼無奈去偷的，然而又不完全，因為對於小鐵匠的話，他也不全聽。
菊子是個善良的姑娘——
“他看到姑娘的嘴上有一層細細的金黃色的茸毛，她的兩眼很大，但由於眼睫毛太多，毛茸茸的，顯出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
不但長得美，菊子在看到黑孩的那一刻就處處幫助他，給他包紮傷口，為他打抱不平，但黑孩不領她的好意，她會說：
“小傻瓜，小拗種，好好跟我走。……看看你這小狗腿，我要一用勁，保準捏碎了，那麼重的活你怎麼幹得了？”
可以看得到她沒把黑孩當個男人看待，這讓黑孩很傷心，自尊也很受傷，就咬了她一口。菊子是文章裏最無辜受傷的一個，在小石匠和小鐵匠打架的時候，她不小心被小鐵匠用石片打瞎了一隻眼。
當時有心理描寫：
“菊子姑娘臉色灰白，使勁地抓住她身邊一個姑娘的肩頭。當他的情人吃了小鐵匠的鐵拳時，她就低聲呻喚著，眼睛象一朵盛開的墨菊。”
可以看得出她的害怕，那為何她可以為黑孩打抱不平，就不能為小石匠拉架呢？我想，在莫言夢中她既然是那個美麗的姑娘，就不存在醜化的問題，但她在兩個人打架的時候，連“不要打”都沒有叫，要知道，當黑孩被小鐵匠遣去偷蘿卜的時候，她可是可以質問小鐵匠，“黑孩呢？”，可此時卻隻是情人打敗的時候，撲上去痛哭。或者，女人心裏都有像魯迅說的那種妻性，也有母性和女兒性，麵對黑孩，菊子表現的是堅強的母性，而麵對情人和追求者，她表現的更多的是軟弱順從的妻性和女兒性。
小石匠一出場就是“長得很瀟灑，眉毛黑黑的，牙齒是白的，一白一黑，襯托得滿麵英姿。”可是公社的劉副主任又說，“小石匠，又是你這個滑頭小子！你們村真他媽的會找人，派你這個笊籬撈不住的滑蛋來，夠我淘的啦。小工呢？”小石匠因為和黑孩同村，很照顧黑孩，但黑孩不領菊子的情，堅持留下來，還咬了菊子姑娘一口，小石匠就不樂意了，罵他“黑孩，你給我滾出來、狗崽子，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在跟菊子的戀愛中，小石匠也很不老實，總是拿手摸著菊子的乳房。
老鐵匠則更為詭異，一邊關心黑孩，怕黑孩冷，會給他披衣服。但在打鐵上，他對自己的徒弟小鐵匠是刻薄的，他離開一下，小鐵匠就怎麼也打不出好鑽頭，他把核心技術——淬火水溫，把握得牢牢的，小鐵匠在偷空試水溫的時候，喊了句：“三年了。”
他還是把熱鐵燙在了小鐵匠的皮肉上，烙出來一個傷疤，而他自己的胳膊上也有一個。這裏麵，我感覺有種傳統技藝傳承中的傳統，手藝人都是靠手藝吃飯的，一旦教會了徒弟，就會餓死師傅，所以老鐵匠才遲遲沒教給小鐵匠核心技術，在小鐵匠用自己胳膊的燙傷換來核心技術時，他很識時務地自動離開了。小鐵匠很快成了這裏的鐵匠，吃著老鐵匠的飯食。莫言把這種用皮肉才能換來的技藝描寫的很真實，難免讓我們在討厭小鐵匠的同時，也很可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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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我以為，莫言把黑孩設置成一言不發，其實也是對他所經曆過的時光的原罪，就是他的口沒遮攔，的確闖了太多禍。他說：
“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幹過一件錯事而受到母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曆無論多麼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需虛構，必需想象。”（2012年12月7日，莫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瑞典文學院演獎實錄。）
黑孩不說話，可是他有是非，比如劉副主任訓話的時候，他就胡思亂想起來，一點也不把這個領導講話放在眼裏。
莫言稱：
“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後來的小說裏，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幹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台上，盡情地表演著。”（2012年12月7日，莫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瑞典文學院演獎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