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有所得，必有所失，兩者總是很難兼顧的。因此，在生活中，對於所擁有的，要珍惜。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這是出自《論語·陽貨》中的一句話。其含義是：當人們沒有得到的時候，拚命地想去追求；等得到了，又時時刻刻擔心害怕失去。
人生處世的一大禁忌，便是患得患失。自古以來，在芸芸眾生中，既有超然物外者，也有患得患失者。前者是一種健康而積極的人生態度，奉行這種人生態度的人，往往容易體會到心靈的自由和滿足，能夠過著悠然灑脫的生活，充分享受人生的尊嚴和快樂。後者則是一種病態消極的處事心理，這種人往往終日在得與失的羅網裏鑽來鑽去，無法得到內心真正的超脫自在，更無法體悟到人生真正的快樂滋味。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患得患失常戚戚，超然物外天地寬。”
著名的“揚州八怪”鄭燮，以詩、書、畫“三絕”為後人稱道。他寫的詩歌，自然流暢，大都來自真情實感，不矯揉造作。他的書法融隸、楷、行、草為一體，蒼勁有力，自成一家。他的畫富於靈性，栩栩如生。他最擅長畫蘭和竹，所畫竹子，挺拔瀟灑，疏落有致；所畫蘭花，含蓄秀氣，蘭蕊如蝶。在為別人題詩的時候，他常常署上“板橋”二字，因此，人們都習慣叫他鄭板橋。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鄭板橋考中進士，做了縣令。他剛直不阿、清正廉明，對人民的苦難生活深感同情，並且不滿於那些殘害人民的官僚，終因得罪達官顯貴被罷官。回到揚州後他心靜如水，並在心底深深渴望著清靜幽雅的生活，企望從中感受大自然賦予自己的愜意和安詳，體悟生命的樂趣。這種曠達超然的人生態度，不僅表現在他一生的情感和行為中，尤其體現在著名的《範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中。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隻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旁，見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製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為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隻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什麼便拿什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為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鄭板橋的這一段話，可以說是他心胸曠達、不為物欲所累的最真實寫照。看來，他是真正悟透了“不患得，斯無失”的人生真諦，所以，他一生生活得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愜意安樂。
卻說《資治通鑒》中“崔光取絹”一文，講了一個與鄭板橋人生態度截然相反者的故事，故事的內容是這樣的：
北魏建國初期十分強盛，東夷、西域各國每年都向其進貢。又特意設立了交易市場，獲取了不少南方的貨物。到了梁武帝天監年間，國庫全都充滿了。胡太後有一次臨幸儲藏絹帛的倉庫，當場讓一百多位同去的王公、妃嬪、公主憑喜好任意拿絹回去。大家都盡其所能地搬取，最少的也拿了100匹以上。尚書陳留公李崇與章武王元融二人更是因為貪心，扛的絹太重而跌倒在地上，李崇扭傷了腰，元融扭傷了腳。胡太後看了很生氣，讓人把他們取的絹奪了，兩手空空地出來，這件事在當時成為那些達官貴人茶餘飯後的笑料。而侍中崔光隻拿了兩匹絹，胡太後奇怪他為何拿得這麼少，他回答道：“臣子我隻有兩隻手，隻能拿兩匹絹。”眾人聽了，都感到很慚愧。
在當時，李崇、元融官至尚書令、章武王，算是“中央高級幹部”了，什麼樣的場合沒見過？什麼樣的好處沒撈過？結果卻為了幾匹絹帛扭傷了腰和腳，不但顏麵盡失，而且在太後麵前摔了跟頭，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實在不值。他們之所以落到這步田地，完全是由於患得患失所致。如果他們不患得患失，怎麼會做出如此愚蠢的舉動？怎麼會惹得太後惱怒，鬧出了一場笑話？又怎麼會被後人恥笑？
綜觀人間世事，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這是常理，可有些人總想不通這層理兒，隻要涉及個人利害得失之事，總少不了要去爭，要去鬥，要從爭鬥中得到更多。殊不知這種做法，總會給人帶來莫名其妙的煩惱，難以言狀的痛苦，排解不掉的憂愁。名利盡管得到，可是人的尊嚴喪失了，人的潔淨喪失了，人的品味喪失了……這樣，看來是有所“得”，但失去的是否比得到的更多？而且這種“得”究竟有什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