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西瀅原名陳源,字通伯,西瀅是筆名。原籍江蘇無錫,1917年,赴英留學。1922年從英國獲博士學位回國,應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教授。1926年與淩叔華結婚後,倆人同以北大研究院駐外撰述員的身份去日本留學。1929年,國立武漢大學成立,應王世傑聘請,就任武大文學院院長。抗戰以後,隨校入川。抗戰勝利以後,1946年出任中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常駐代表。

陳西瀅留英歸國時,在北京當大學教授,日子遠不如到東南,特別是到上海的大專院校當教授好過。有人勸他,各級學校教員的薪水,總是拖欠,偶然發一點,填飽一個人的肚子都難,別說養家活口了。北平有許多教師,白天上課,晚上便去拉洋車。你自問有拉洋車的氣力便去,否則還得考慮考慮。但他不為所動,執意要到軍閥控製下的北京任教。這全然是來自文化古都的精神招引。這裏畢竟是人才薈萃之地,蘇雪林《在陳西瀅其人其事》中回憶,“領導新文化和語體文運動的胡適之在那裏,古史辨領導人顧頡剛在那裏,老一輩的辜鴻銘、王國維、梁啟超也在那裏,寫《阿Q正傳》的魯迅和辦趣味廣博《語絲》雜誌的周作人也在那裏。還有個溫如春陽,才華蓋代,他多年留英好友徐誌摩也到北平不久。這位詩人以富於吸引力出名,單是他一個也可以將陳通伯吸引去。”

盡管當教授謀生為艱,他也時常歎息離拉洋車養家活口的日子恐也為期不遠,教書之餘,仍記掛著要為促進新文化的發展做點有意義的實事。1925年,在北大任教的留英學者們發起創辦了一份綜合性的刊物《現代評論》,主要討論時事方麵的問題,包括教育、文化、財經、法律等。常為刊物寫文章的有王世傑、周鯁生、楊端六、皮宗石、丁西林、袁昌英、楊振聲等。沈從文得到陳西瀅和徐誌摩的提攜,最初的小說常發在這裏。淩叔華的小說處女作《酒後》在《現代評論》甫一發表,就得到眼光挑剔的陳西瀅的讚賞。

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開的專欄連載叫“閑話”,實際上是“話閑”,是別一種風格的批評。雖也評論時事,但對文學、藝術、人物、中西文化之異同,常有真知灼見。很快,《西瀅閑話》就憑著堅實的學問底子和清靈雋永、幽默含諷的風格,成了《現代評論》的一塊招牌。陳西瀅留英時結識的至交好友徐誌摩曾說,“西瀅的文章是學法國大文豪法郎士(A。France1844-1924)的。法郎士的散文是像水晶似的透明,荷葉上露珠似的皎潔,西瀅的文筆也打磨得晶瑩透剔,絕無點塵;法郎士以善作‘愛倫尼’(irony)(反諷--筆者注)出名,西瀅也以善說俏皮話聞名於世。”

的確,陳西瀅的眼光銳敏,文筆犀利,奚落挖苦起來不留情麵。對此,與他共事十餘年的蘇雪林深有感觸,“通伯先生這個愛說俏皮話和潑人冷水的習慣,果然不大好,不但得罪敵人,也得罪朋友。原來他的心思很靈敏,感覺力又甚強,你和他說話稍涉浮誇,傲慢,或有自我標榜意,他便立刻覺察出來,就覺得好笑。覺得好笑也罷了,他卻忍不住立刻要俏皮你幾句,或兜頭潑你一勺冷水。”據她回憶,劉半農、袁昌英,以及她本人,都曾受過他的“俏皮”。

《現代評論》為陳西瀅招了“福”,也惹了“禍”。“福”即淩叔華與陳西瀅從相識、相戀到結為連理,有《現代評論》做媒的功勞。陳西瀅當教授固窮,家徒四壁,卻因寫“閑話”名揚京城,博得一株“遠山芙蓉”的好感。“禍”則為陳西瀅“閑話”得“出格”,與魯迅因“女師大風潮”和“三一八慘案”而起的筆墨論戰長達兩年之久。或許在言語的較力中,若非有魯迅那份“功力”,恐誰也難占到他半點“便宜”。

“女師大學潮”是1924年底由校長楊蔭渝無理開除學生引發的。1925年5月,學校風潮再起,校園內出現打手,毆傷學生。魯迅始終站在學生的立場,執筆寫下《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在5月27日《京報》發表。共同署名者還有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和周作人。5月30日,陳西瀅即在《現代評論》發表《閑話粉刷毛廁》影射魯迅“暗中挑剔風潮”。魯迅當天即寫下《並非閑話》一文發表於6月1日《京報副刊》作為回應。6月2日,魯迅再寫下《我的“籍”和“係”》,發於6月5日《莽原》周刊。論戰序幕由此拉開。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日本聯合美、英、法等國侵犯中國主權,並到段祺瑞執政府門前請願。段祺瑞命衛隊開槍彈壓,製造了死傷達200餘人的“三一八慘案”。針對這次事件,陳西瀅在3月27日《現代評論》發表《閑話三月十八日血案的真相》,在譴責執政府槍殺無辜者之外,談了自己的感想,“勸告女誌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魯迅遂於4月10日《國民新報》副刊發表雜文《空談》,慨歎“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

魯迅與“現代評論派”尤其是與陳西瀅的論戰進一步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