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平生惜墨如金，不輕易跟別人書信往來。她一生通信最繁密的是宋淇（Stephen）和鄺文美（Mae）夫婦。其次是夏誌清先生。最近宋家公子以朗把愛玲和他父母往還近六百多封的信件整理出來，合成其他資料以《張愛玲私語錄》為題出版。
張愛玲1952年從上海到香港時，前路茫茫，寄居於女青年會，靠翻譯為生。宋氏夫婦對她的照顧可說無微不至。後來愛玲從女青年會搬到宋家附近的一間“鬥室”，房子異常簡陋，連書桌也沒有，害得她隻好彎著腰在床側的小幾上寫稿。宋氏夫婦有空就去看她。Stephen事忙時Mae就獨自去。兩人很投緣，碰在一起總有談不完的話。事隔四十年，愛玲還在一封信跟宋太太說：“我至今仍事無大小，一發生就在腦子裏不嫌羅嗦一一對你訴說，暌別幾十年還是這樣，很難使人相信，那是因為我跟人接觸少，（just enough to know how different you are〔可知你如何與眾不同〕）。在我，你已經是我生平唯一的一個confidante（知己）了。”（注：英文引文的中譯是宋以朗手筆）。Confidant不是普通的“知己”，其地位有如聽天主教徒告解的神父，聽來的秘密，一生不能外泄。
由此看來，以了解張愛玲私隱世界的角度看，張愛玲給Mae的信和對她吐露的心聲，要比她給夏誌清的信更有“發隱”的價值。有一次愛玲給Mae寫信，說到他們夫婦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他稍微有點鋒芒太露，你卻那麼敦厚溫婉”。聽語氣，夫婦二人在她眼中還是“親疏有別”的。大家都是女人，說話比較容易。愛玲跟Mae較親近，是很自然的事。
《私語》中的“語錄”多是三言兩語。“人生不必問‘為什麼’！活著不一定有目標。”“‘人性’是最有趣的書，一生一世看不完。”這類對人生觀察的“雋語”，內容自身飽和。文字淺白，沒有什麼草蛇灰線，一目了然，用不著注釋。但語錄中也有非但要注，還得要“疏”的例子。
聽見我因寫“不由衷”的信而conscience-stricken（於心有愧）--人總是這樣半真半假--揀人家聽得進的說。你怕她看了信因你病而擔憂，可是我相信她收到你的信一定很高興，因為寫得那麼好，而且你好像當她是confidante（閨中密友），這樣一想，“隻要使人快樂就好了。”例如我寫給胡適的信時故意說《海上花》和《醒世姻緣》也是有用意的。
依我猜想，這條語錄需要注釋而沒有注釋，因為說不定宋以朗也弄不清其中的人際關係。“我”是張愛玲、“你”是Mae，那麼“她”是誰？但雖然沒有context，以上引文仍有珍貴的參考價值。“人總是這樣半真半假--揀人家聽得進的說。”《秧歌》出版後，作者寄了一本給身在美國的胡適先生，胡適大為欣賞，不斷向朋輩推薦。張愛玲給適之先生寫信時“故意”提到《海上花》和《醒世姻緣》，因為知道他聽得下去。
五十年代宋淇先生替國際電影懋業公司編審劇本，張愛玲曾給他寫過幾個劇本，其中《情場如戰場》打破國語片賣座紀錄。1962年1月張愛玲自美抵港，應宋先生之邀替電懋編劇。從她2月20日給丈夫賴雅（Ferdinand Reyher）的信中，可知她留港賺錢養家的打算遇到不少波折。且引高全之在《張愛玲學》的譯文：“……我提前完成了新的劇本……宋家認為我趕工粗糙，欺騙他們，每天有生氣的反應。宋淇說我行前會領到新劇本的稿酬，意味他們不會支付另外兩個劇本，《紅樓夢》上下兩集……我在此地受苦，主因在於他們持續數月的遲疑不決……宋淇標準中國人，完全避開這話題，反要我另寫個古裝電影劇本。……我全力爭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個月的勞役，就此泡湯。我還欠他們幾百元生活與醫藥費用，還沒與他們結算，原計劃用《紅樓夢》劇本稿酬支付……元宵節前夕，紅紅滿月，我走到屋頂思索。他們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高全之落了五條注，可惜無助我們對“宋家認為我趕工粗糙，欺騙他們”這句重話的了解。這句話需要“注疏”，但想來宋以朗也幫不上忙，因為1962年他才十三歲。張愛玲給賴雅的信這樣作結：“暗夜裏在屋頂散步，不知你是否體會我的情況，我覺得全世界沒有人我可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