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Ha Jin）小說《等待》（Waiting）1999年獲得National Book Award大獎。Ian Buruma在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有此評價：It is a bleak story told in a cool and only occasional awkward English prose。就是說，文字幽冷，隻偶見沙石。哪些“沙石”？Buruma沒有說出來，但事有湊巧，歐陽楨也看到了。他在“Cuentos Chinos（Tall Tales and Fables）：The New Chinoiserie”一文舉了好些例子，我抽樣錄下兩條：
After Lin's men had settled in， Lin went to the“kitchen”with an orderly to fetch dinner。 In there he didn't see any of the nurses of his team。
歐陽楨的看法是，一個英語是母語的人，大概會這麼說：Inside， he didn’t see any nurses from his team。
第二個例子：Then for three nights in a row he worked at the poems， which he enjoyed reading but couldn’t understand assuredly。
歐陽楨在assuredly下麵畫線，因為這是最不口語的說法。他覺得這非常awkward的句子可改為：which he enjoyed reading but which he wasn’t sure he understood。
哈金現在在美國大學教英文寫作。他是在大陸念完大學才到美國念研究院的，因此我們可以假定他接觸英文的年紀比張愛玲晚。從上麵兩個例子看出，他的英文也是 bookish English。Bookish English我們或可譯為“秀才英文”。喬誌高（George Kao）在《美國人自說自話》一文告訴我們：
我初來美國做學生的時候，在米蘇裏一個小城，跟本地人談起話來，他們往往恭維我說：你的英文說得比我們還正確。這一半當然是客氣。我的英文沒有那麼好，直到今天我一不小心，he和she還會說錯，數起數目，用一二三四仍然比one， two， three， four來得方便。
我相信米蘇裏小城的“土著”沒有對喬誌高說假話，但說的也不見得是恭維話。我相信喬誌高跟他們交談時，說的一定是“秀才英語”，一板一眼，依足教科書的規矩。譬如說，“這事非我所長”，他一定會規規矩矩的說，I am not good at it。He和she有時還會錯配的喬誌高，敢造次對他們說I ain’t good at it麼？I am not的確比I ain’t 正確，但不是他們心目中的道地英語，不是活的語言。
Karen Mitchell覺得《金鎖記》中的對白不太自然，關鍵可能就在這裏。不過Mitchell的說法帶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像《金鎖記》這類小說，如果把“老娘愛幹什麼就幹什麼”這種口吻翻譯成I’ll do what I bloody well please；把勸人別胡思亂想，好好麵對現實說成stop dreaming， get real或get a life；或者叫朋友別衝動，要保持冷靜時用了Cool it， man！這種“街童”lingo--我相信《金鎖記》的蒼涼氣氛會因此消失。Cool man cool這種“痞子”語言，若出現在王朔的英譯小說中，讀者應該不會覺得生疏突兀，可是在張愛玲的小說出現的話，我們會像在一個絲繡的圖案中突然看到幾條粗麻線條的浮現，予人格格不入的感覺。
總括來講，如果英語為母語的讀者覺得張愛玲的英譯對白聽來有點不自然，原因不在她用的口語“跟不上時代”，而在她把原文轉移為英文時“消化”功夫沒做好。上麵用過的兩個例子“拚命的在外頭玩”和“省下來讓人家拿出去大把的花”英譯時都患了“水土不服”症。
我細看《金鎖記》譯文，發覺張愛玲的敘述文字，並沒有這種“水土不服”的痕跡。迅雨（傅雷）在《論張愛玲的小說》一文中對《金鎖記》的文字極為欣賞。我們抽樣看一段原文，再看譯文：
七巧低著頭，沐浴在光輝裏，細細的音樂，細細的喜悅……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隻是近不得身，原來還有今天！可不是，這半輩子已經完了--花一般的年紀已經過去了。人生就是這樣的錯綜複雜，不講理。當初她為什麼嫁到薑家來？為了錢麼？不是的，為了要遇見季澤，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澤相愛。……就算他是騙她的，遲一點兒發現不好麼？即使明知是騙人的，他太會演戲了，也跟真的差不多吧？
Ch'I-ch'iao bowed her head， basking in glory， in the soft music of his voice and the delicate pleasure of this occasion。 So many years now， she had been playing hide-and-seek with him and never could get close， and there had still been a day like thisin store for her。True， half a lifetime had gone by-the flower years of her youth。Life is so devious and unreasonable。Why had she married into the Chiang family？For money？No， to meet Ch'I-tse， because it was fated that she should be in love with him……Even if he were lying to her， wouldn't it be better to find out a little later？Even if she knew very well it was lies， he was such a good actor， wouldn't it be almost real？
為了交代“細細的音樂，細細的喜悅”的出處，張愛玲在譯文說明了“音樂”來自季澤的聲音，而“喜悅”是因為他們“喜相逢”。這種補添，符合了翻譯的規矩。我細細列出《金鎖記》這段敘述文字，用意無非是向讀者引證，不論以翻譯來看、或是獨立的以英文書寫看，這段文字都可以念出“細細的音樂”來。張愛玲的英文，自修得來。這一體裁的英文，是“秀才英文”，她寫來得心應手，不因沒有在“母語”環境下長大而吃虧。
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Written on Water）剛出版了英譯本，譯者是Andrew F。Jones。前麵說過，《更衣記》和《洋人看京戲及其他》，原為英文，刊於《二十世紀》。張愛玲後來自譯成中文，作了一些增刪。為了方便比對，現在把《更衣記》的英文原文一小段重錄一次，附上她自譯的中文稿，然後再看看Jones根據她的中文稿翻譯出來的英文。
（1）If ever memory has a smell， it is the scent of camphor， sweet and cozy like remembered happiness， sweet and forlorn like forgotten sorrow（from“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
（2）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更衣記》）
（3）If memory has a smell， it is the scent of camphor， sweet and cozy like remembered happiness， sweet and forlorn like forgotten sorrow（from“A Chronicle of Changing Clothes”translated by Andrew F。 Jones）。“注釋5”
Jones在譯文頁內落了一條注，說明他的譯文是“三角翻譯”（triangulated translation）的成果。沒有出現在“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的片段，他在翻譯《更衣記》時作了補充。張愛玲英文功力如何，我們看了前麵《金鎖記》一段引文，應有印象。Jones翻譯《更衣記》時，不可能不受原作者“珠玉在前”的影響。我們從上麵的例子看到，張愛玲的英文原文，Jones除了刪去ever外，其餘一字不易。要把上引的四十多個字再翻譯成Jones自己的英文，最費煞思量的，應是尋找甜而穩妥的“穩妥”和甜而悵惘的“悵惘”的dynamic equivalent。Jones一定為此斟酌了許久，最後還是決定了保留張愛玲的原文。Cozy和 forlorn在這獨特的 context中確是恰到好處的mot juste。
除了在《二十世紀》發表的散文和翻譯小說“The Golden Cangue”外，可用來衡量張愛玲英語水平的還有不少其他作品。短篇小說有Stale Mates（《五四遺事》），長篇有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Naked Earth（《赤地之戀》）和The Rouge of the North（《怨女》）。本文用了她的散文和譯文來測量她駕馭英語的能力，極其量是以小觀大。但我相信目標已達。把她所有的英文著作和譯作拿來一並討論，覆蓋麵當然會更周詳，但這樣一個研究計劃所需的時間和篇幅，遠遠超過本文範圍。我有舊文《什麼人撒什麼野》，可引一段作本文的結束：
我始終認為，精通數種外語固然是好事，但不能失去母語的溫暖。學來的外語，可寫“學院派”文章。母語除立讜言偉論外，還有一妙用：撒野。近十年來的美國漢學家，不但推倒了“前浪”輩那種“啞口無言”的傳統，傑出的還可以用中文著作。這類學者很多，單是舊識就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杜邁可（Michael Duke）兩位。他們的中文著作，文字不但清通，且時見婀娜之姿。這算不算好中文？那得看我們對“好”的要求怎樣。他們的文字，不但故事有井有條，而且遣詞用句，有板有眼。在這意識上說，這是好中文。但問題也在這裏：太規矩了。中文畢竟不是他們的母語，因此他們寫的是書本上等因奉此式的中文。換句話說，他們沒有撒野的能力。“注釋6”
張愛玲和哈金，任他們怎樣能言善道，欠的就是用英文罵街撒野的能耐。就張愛玲的作品而言，讀《金鎖記》的原文，總比讀英譯本舒服。故事盡管蒼涼，但中文讀者讀中文，在語言上總感覺到一種“母語的溫暖”。
“注釋1”本文係香港科技大學包玉剛傑出講座公開演講之講稿，曾於2005年11月13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宣讀。承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署理院長鄭樹森教授授權發表，特此致謝。
“注釋2”有關作者自譯的效果問題，請參閱我兩篇舊作：（a）Joseph S。M。Lau，“Unto Myself Reborn：Author as Translator，”Renditions， Nos。30-31，Spring，1989；（b）《輪回轉生：試論作者自譯之得失》，收入《文字的再生》，香港：天地書局，1996年。
“注釋3”見鄭樹森編選：《張愛玲的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33-40頁。
“注釋4”張子靜：《我的姊姊張愛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17頁。
“注釋5”Eileen Chang， Written on Water， translated by Andrew F。Jon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65.
“注釋6”劉紹銘：《什麼人撒什麼野》，收入《文字豈是東西》，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9-1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