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
六月間，四十多年前和我在日本同一個工廠勞動的浜田Miz子女士到了北京。她今年五十七歲，剛退休。退休後頭一個誌願就是來中國訪問，來看我。為此，四十年前的老同事們為她開了個送別會，題目叫“為與鄧友梅先生見麵而壯行”。會上，大家喊出兩句口號，“為日中友好努力到底！”“決不讓曆史悲劇重演”。
我從日本的報紙和朋友來信中知道了這件事，心中激動不已。對遠在獺戶內海邊上的朋友們充滿謝意，並引起許多聯想。
世界上許多事，其結果常常與發起人初衷相反，四十多年前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發動的那場戰爭，曾將中日兩個民族推到敵對位置上。一方的人民被蒙蔽蠱惑、驅趕到別人的國土上燒殺搶掠（不少人以為這是愛國），另一方的人民奮起、抗擊、救亡、保衛自己的國家。兩邊兵戎相見。結果是侵略者遭了滅頂之災；被侵略者取得了民族的解放。這個結局決非發動者始料所及的。戰爭也給普通日本人帶來沉重的災難，使大多數日本人覺悟起來，回過頭反對戰爭，保衛和平，立誌“決不讓曆史悲劇重演。”中日兩國人民由此結成好友，同心同德保衛共同的利益，這更是當年要用火與血來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人所未曾料到的。
日本的一份報紙在談到我和老朋友的相會時，說道：“僅僅十三歲就成了‘征用工’的鄧友梅君，常以痛苦的心情回憶起在日本的那一段饑餓和沉重勞動的日月。老朋友們的相見，使他得到安慰……”
這兩句話很友好，也很真實。我這“痛苦的心情”並非僅僅出於對個人遭遇的回憶。四十多年前的事我很少談，不談不等於忘記，有些事是不能忘記也不應該忘記的。今天的中國青年和日本青年都不大知道那時的實際情形。那次戰爭中，中國人在中國本土受到的災害，大家都有印象。而在日本的華工遭遇，說出來青年們怕都很難相信。1942年，東條內閣通過了一個“向日本遷入華人勞動者”的法案。自此，在華日軍和各類機關，便用各種方法“狩獵華人”：掃蕩時在農村抓老百姓；城市裏突然宣布戒嚴，把正在街上走的男人裝上卡車武裝押走；有的在街頭揮旗招工，說“在中國某地工廠幹活，一天三頓大米飯、饅頭，管穿管住”。招來即裝上貨船押往日本。我在運華工的船上見到一個老人，本是郵差，他正在執勤送信，就被抓來當勞工。他一生給人送信，到頭來卻無法給自己家寫封信說清自己的下落。我是在天津被招工的招到“山東”去當“學徒”的，結果卻以“赴日見習”的名義送到日本當了“征用工”。
我剛十三歲就被迫從事奴隸勞動。“文革”中“四人幫”的打手們卻據此給了我一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賣國投敵”的罪名！記往，我們也有這樣的“同胞”！
這些各類名義的“華人勞動者”所受待遇如何？我說幾個數字就可想出個大概。從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送到日本的華工共有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名。運行途中因為鎖在貨艙裏，擠在礦石上，空氣惡劣，不供飲水，就死去五百八十四名（我就是和礬土礦石關在一個船中，由不滿兩千噸的“千島丸”送到日本的）。從在下關上岸，在送往勞動地點的途中，又死了二百三十名。還沒幹活，山口縣警察局特高課便抓走一批，從此沒有下落。這樣，到日本投降前夕，共死去八千八百七十八人，占華工總數的22.8%，就是說四個半人就有一個死在日本了。秋田縣有個花崗礦區，有九百七十九名華工。最老的六十七歲，最小的十六歲。每天勞動十二個小時以上，每天夥食隻給兩個饅頭，還是一半糧食一半菜葉混合蒸的。有位華工餓得受不了，拔了宿舍前一把野草塞在嘴裏，被日本管理人員看見，就把全體華工集合起來，用燒紅的鐵條烙他！草都不許吃，勞動強度卻絲毫不能減。監工手執木棒盯著，手腳一慢就拳打腳踢，累暈倒地，監工潑桶冷水澆醒後，接著還得幹，稍有反抗，說殺就殺！華工們實在忍受不住了，有一部分在八路軍戰俘領導下舉行暴動。日本兵把暴動鎮壓下去後，把所有華工全押到俱樂部門口集體受刑。整整三天三夜，不給一口水喝，不給一口飯吃。用鐵針往指甲裏釘！把華工捆倒在板凳上、捂住鼻子，一桶一桶地往嘴裏灌涼水，然後用力踹他的腹部，血和水從耳、鼻、口中箭一樣地噴射出來。這樣一次就折磨死八十多人，不到兩年，九百多名華工剩下不到一半了。秋田事件後，各地更加強了對華工的迫害。我所在的地方，警察幾次半夜搜捕，讓全體華工整夜罰站：暈倒了就用繩子捆起來吊在雙層床的柱頭上！
我懷著“痛苦的心情”所回憶的，決不是我個人的遭遇，而是我們整個民族苦難的過去！而且那心情也遠遠不止是“痛苦”！有的朋友、包括日本幾位作家，都勸我寫寫這方麵的東西，揭露法西斯分子的真相。我遲疑之後沒有寫，我在一些日本朋友身上看到了真誠的負疚懺悔。中日友好是千秋大業，大家向前看，就不想再提這些不愉快的往事，何況我也看到了戰爭給日本的普通老百姓所帶來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