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不論台灣還是大陸，研究台灣文學的文章，都很少談及謝青，所以我有一天在紐約和他邂逅相遇，我壓根沒想到他是同行，而且二十多年前在台灣文壇很有名氣，頗出風頭。當時我正坐在一個中文報紙的辦公室裏等待一個熟人，那熟人正被另一客人攔住說話，那位客人穿著一身皺皺巴巴的衣服，鞋似乎也不合腳，雖說美國不像歐洲，衣著比較隨便，但和這屋裏編輯們的筆挺西裝相比，他這身打扮仍是滿顯眼。這人說話滔滔不絕，而且有些羅嗦。我想大概這位生活困難的同胞，來找工作的。過了會兒，他們談完了，熟人朝我走來。剛走到我麵前，那客人又追了過來，對我那熟人說：“我這個旅館，一個月一兩萬的利潤是少不了的。可我實在幹煩了，有那麼多大生意要作，還想有點頭空時重操舊業，耍耍筆杆，哪有精力再顧它？決心賣掉了。這麼好的產業，賣給美國人白便宜了他們，所以才找你們。沒有便宜我不會勸你們買的。都是中國人嗎！你跟你們老板一定講明白這一點，我謝某人是不從中國同胞身上賺錢的。我隻賺美國人的錢。當然，我也是美國人……”
大概是這幾句引起了我的興趣，大概是我的眼神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衝我笑了笑，問那位熟人說：“這位是？”熟人說：“大陸作家鄧友梅。你們沒見過？”“沒有沒有，幸會幸會，久仰久仰。”他每個字都重複兩次，熱情地伸過手來，並遞過一個名片，上麵寫著“全美江西同鄉會會長，謝天樂”。接著他主動問我什麼時候來的，住在什麼地方？我說住在台灣作家C家裏。他說：“他家離市中心太遠，天天要坐地鐵是不是？算了，搬到我旅館來，我管你吃管你用車，別的事你自己負責，好不好？”我說：“初次見麵，怎麼好打擾？”他說：“都是中國人麼，我以前也寫作，我讀過你的小說，見麵就是朋友了，是不是？我來美國時一個錢都沒有，全是在這裏掙的，死了又帶不走是不是？到我這來住吧。”態度很誠懇。我不久就要去西部，不想再折騰，終於沒有搬去，但這個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覺得這人既熱情又有點怪僻，事後向幾個朋友打聽，才知道二十多年前他在台灣是很出名的作家。在那個時期，人們論到近年出現的文學新秀，談小說必提於梨華，寫詩就舉謝青，也就是這位謝天樂。在短短幾年內他連出幾本書都得到好評，二十幾歲時就但任《中國時報》駐歐洲記者。曾采訪過梵蒂岡百年難遇的教會盛典。但他不滿足在新聞界的這點成就，既想闖出番更有聲色的事業來，老實說也想改變一下文人常有的拮據狀態。他來到了美國，耍筆杆同時業餘半做起地產買賣來，不知道怎麼一來（按他自己的話說是交了狗運。這未免太抽象），三晃兩晃，他竟然真發了財，成了紐約有名的房地產資本家了。他掙下了多少財產，盡管人們說法不一，但算得上是個美國財主。這一點則是公認的。可此人仍保留著文人和中國貧苦知識分子的許多脾氣。比如說，好交友，愛清談，生活作風另有一套路數。比如出席上層社會的集會，他渾身高檔名牌，絕對美國第一流標準，但居家生活，他的褲子不發現有兩個破洞，決不肯丟掉。平時去唐人街，他總是我見到的那一身舊衣，兩隻舊鞋，連大陸剛來兩個月的留學生都當他是打工仔。這又幫他創了另一個奇跡，就是在紐約二十幾年，居然沒遭過一次搶劫，因為美國的暴徒持有的也是美國人的邏輯，不能想象有錢人肯穿這麼一身來糟蹋自己。
和謝青成為朋友之後，我曾問他這種作風是有意識采取的呢還是習慣成自然，改不了在中國，在貧困時養成的老習慣？他說是有意采取的，不過人們對他的動機不大理解就是了。衣著是為人服務的，不能叫它管著你，這點中國人就比老美聰明。參加上流社會活動，美國人要看你的衣裝估量你的地位。派頭不夠，禮儀不周，人家連理都不願理你，還想和你談什麼作生意？當然要衣冠楚楚。唐人街是另一個世界，多半是自己人，越隨便越好，大家相處親切。這就叫入鄉隨俗。到哪裏成為哪裏的一員，才不顯得特殊，不引人注意。越不引人注意才越能作出事業來。由此又引出他許多感慨，他說美國是個偉大的國家，為人們提供了許多機會，但真要取得成功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要在一個方麵取得成功常常要在另一方麵付出很大犧牲，他在經濟上這點成就，就是用犧牲文學抱負換來的，這很令人辛酸，但對誰說誰也不信，人家反以為他在說俏皮話。文學界朋友們聚會，他常常不積極參加，人家以為他忙於賺錢。其實是自己有種失落感。當年同時起步的人，如今著作等身，名揚天下了。他自己卻被讀者忘卻了。但他並不死心。他想過一二年就從商業事務退休，重新投入寫作。他不相信繆斯已永久棄他而去了，經過幾十年的生活磨練，他想會比以前寫得更踏實些了。這兩年稍有空閑，他就要拿起筆寫點散文隨筆之類，作為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