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剛建國不久，北京的舊唱片攤集中在東單廣場。片商之多，貨源之足，令人咋舌。可惜當時我缺乏購買力，隻能“擇優”入藏，精益求精。由於挑來揀去，十中僅取一二，還不時受到攤商的冷嘲熱諷，我也隻能裝聾作啞。後來這批攤販被集中到隆福寺，我當然又成為那裏的常客。久而久之，與片商混熟了，便約定日期，到他們家裏去看貨選購。有一次我同華粹深先生曾在一個攤販家中耽擱了一整天，連午飯都忘記吃。60年代以後，舊唱片貨源漸稀，我和粹老逛唱片攤的興致也逐漸冷下來了。這時我通過一位學生的哥哥，開始從上海搜求舊唱片，後來我又把這位同誌介紹給華粹老。我們兩人60年代以後入藏的舊唱片，絕大部分都是從上海買到的。
關於我同華粹老收藏唱片過程中的趣聞軼事是不少的，我們互相交換、彼此贈送的藏品更不勝枚舉。記得有一次在隆福寺，我流連了一下午，把身上所帶的錢花得幾乎隻夠回家的車費了。這時突然發現了幾張香港新樂風廠30年代出版的梅蘭芳、薑妙香兩位錄製的唱片。其中有梅蘭芳的《春燈謎》、《四本太真外傳》，薑妙香的《二本太真外傳》（高力士扯四門唱段）等。《四本太真外傳》我已入藏，而粹老還未買到。他因不常從天津來北京，曾托我如見到即代他購進。另外兩張，粹老已有《春燈謎》，而我們兩人都沒有薑先生的《太真外傳》。我算了算身上的餘錢，隻勉強能買進一張。思想鬥爭了好半天，最後決定還是應當先人後己，掏出錢來把《四本太真外傳》買下。偏偏就在這時，另一位中年男同誌毫不猶豫地把梅的《春燈謎》和薑的《太真外傳》兩張唱片買走了。我彼時的思想狀況，真如唐人聶夷中詩句“剜卻心頭肉”一樣地難過。如果當時沒有人買，我會懇求片商為我保留一天，次日也就買到手了。直到今天，那張《春燈謎》我還未搜求到；而薑老的《二本太真外傳》，則有幸從朱學昀同誌那裏輾轉買到原片的錄音，雖效果略差，總算聊勝於無。
就在我和華粹老對搜求唱片的興趣逐漸冷淡下來的時候，另一位“唱片迷”同我們取得了聯係，那就是紅學家吳恩裕教授。吳恩裕先生在這方麵稱得起後來居上。他不滿足於逛唱片攤，連找到唱片商的家裏去物色也嫌不過癮，而是千方百計通過請機關單位開了介紹信不辭辛苦地去各個廢品站去“挖潛”。北京的廢品站跑遍了還不算，更向外地的廢品站、舊倉庫去“見縫插針”。單從華粹老那裏，吳先生就拿走了三四份介紹信，看來天津的廢品站他也幾乎踏破了門檻。誠然，“種瓜得瓜”，吳先生搜求到的唱片確有我和粹老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海內孤本”，如利公司出版的龔雲甫的《行路訓子》頭二段，老蓓開公司出版的訥紹先的《大回朝》等，我都借來聽過。遺憾的是，十年浩劫把華粹老幾十年收藏的唱片砸得一幹二淨，吳恩裕先生的劫餘唱片目錄中也沒有一張精品了。我之所藏，則十九為“大路貨”，並無足貴。今寫入《閑話》，無非對華、吳二先生略致悼念之意耳。
1988年9月寫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