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知府多是宏觀調控，知縣作為親民之官，管理的事務很實，但有限。無非是賦稅征收、勞役差派、訟獄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業。古代中國縣以下是鄉土自治，以宗族為核心的民間自治力量很強大，知府、知縣隻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數收稅就行了，至於老百姓自己怎樣生產、生活，沒必要太多過問。
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在其轄區，可謂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除了當地的駐軍他管不了，其他還有什麼事他不能管、不想管的？人事大權、行政事務、司法活動，乃至人代會這樣名義上的民意機構，都歸他的領導。由於現在的經濟水平遠非古代農業社會可比，國有企業的投資、運行，民營企業的存活，重大公共項目建設，都可以直接插手。從落馬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的案件分析，這些人除了賣官牟利，最常見的形式就是插手重大建設項目，官商勾結大謀私利。今日中國經濟繁華遠非古代可比，市、縣委書記手中的權力也遠非古代知府、知縣可比，那麼，其以權謀私的空間自然比古代的同級官員大得多。
講到權力，自然不能不說監督和問責機製。從秦朝設禦史大夫開始，兩千年帝製時代，除了皇權之外，其他的權力都有明確的監督機構給予監督——至於監督的效果，因時代而有差異。明清兩代，對地方官的監督機製是比較完備的，明朝多太監弄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太監作為皇帝的私人，遊離於帝國文官監督體係之外。明朝監督分兩個序列，中央六部是六科給事中，地方各省為道禦史，合稱“科道”。清承明製。明朝十三行省共十三道監察禦史一百一十人，由都察院管理，查糾各地方官。其級別並不高，正七品，和知縣一樣，但威權重，一旦外出則是代天子巡察各地，稱巡按（明朝禦史外出巡查，加總督、巡撫、經略、總理、巡視等名銜，清代總督、巡撫已成為地方實職）。《明史·職官誌》言：“而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傳統戲曲裏麵，那些新科進士，最牛氣的是點了“八府巡按”，到各地後，地方府、縣官見到他們十分恭敬。所以《玉堂春》的王公子，巡按山西時，才可能救下了和自己有個數夜情的美眉蘇三。
當然，這種監察權僅僅是皇權的派生，如果皇帝昏庸，他們照樣不能很好地行使監察權。明熹宗時魏忠賢當權，被殘害的楊漣、左光鬥等官員大多是監察官。但帝製時代有一個好處，這江山的“產權”明晰，有非常明確的產權人，即皇帝，江山是自家的，不是特別昏庸的皇帝，誰也不會由得地方官胡折騰。盡管教科書上說明清兩代政治黑暗，但僅僅是晚期而已。大部分時間內朝廷對知府、知縣一級的官吏還是有著較嚴密的監督體係，地方政治不至於一敗塗地，否則兩個朝代的壽命加起來也不會有近六百年。
由於明清兩代的監察權在中央，一個七品的禦史照樣敢查糾地方大員。今天比起明清兩代，似乎監督、問責機製更加健全，有黨委紀檢部門、政府監察部門、司法的檢察部門，還有代表民意的人大監督。看起來四管齊下，但既不能真正啟動民意程序對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進行彈劾、罷免，全國如此之大，中央又不能直接監督他們，他們所能接受的是同級和上一級的監督。同級監督幾乎不可能，人大主任大多由書記兼任，紀委書記、檢察院檢察長、監察局局長又是自己的下屬，誰敢監督他？那麼上一級監督部門呢？最能對貪瀆的市、縣委書記發生監督效能的也確實隻能是上級監督部門，可正如上文分析那樣，市、縣委書記是分級授權，對他職位發生關鍵影響的是上一級的黨委一把手，兩人中間並沒有設置隔離牆，下級黨委一把手一般說來是上級一把手信得過的，除非他在上級的黨委一把手心中失寵，或者上級一把手換人，或者由於說不明道不白的權力鬥爭，或者因為有上級一把手也替他擋不住的外力——比如更高級別的專案組介入，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才可能出事。十年前山東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說過一句話很精辟，大意是官做到地廳級，幾乎就沒法監督了。
現在的體製下，可能起點作用的是新聞監督，但本地新聞媒體也在當地黨委的領導之下，異地監督現在又被打壓，新聞監督的空間在當下更加狹窄。
明清兩代不許在家鄉五百裏內做官之類的回避製度實行得不錯。全國的知縣、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統一分派，一個知縣大多在離鄉很遠的外地做官，有三年大計這種吏部和都察院聯合舉行的考核方式，而且流官的調任、升遷也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避免了一個知府或知縣盤踞一地特別是和家鄉的各種勢力發生關係。而今天的市、縣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由選票產生本地的行政首長，又不是明清那種官僚體製下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回避；還因為是分級授權，官位由上一級任命，大多隻能在本省範圍內交流市委書記，本市範圍內交流縣委書記，無非是在鄰市、鄰縣做官。所以遼寧人王亞忱能在遼寧當許多年的市委書記，湖南人李大倫在湖南、湖北人孫楚寅在湖北任一個市的市委書記多年，怎能不在當地盤根錯節、隻手遮天？
今天雖說明清時政治上腐敗，但具體分析對地市、縣一級的行政首長的管理，今天又比明清兩朝做得如何？
產生市、縣委書記“土司化”之憂
現在我們如果往前走一步，由選票來選拔市、縣一級的行政首長，自然就有民意機構對他們實行全天候監督，他們即使貪瀆，也很容易暴露在陽光下。要麼我們退一步，回到明清時代那種，府、縣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調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權力失控的現象。問題是我們既不敢往前進，又不能往後退，正處在兩頭不靠的中間狀態。市、縣委書記隻要搞定一兩個關鍵人物，貪瀆的風險就很小，這樣下去，一些市、縣委書記就很容易變成當地為所欲為的“土司”。製度不改革，僅僅靠“權為民所用”這類道德說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而毛時代，搞一場接著一場政治運動，使官僚層處於動態之中，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土司化”，但社會成本太高。
從某種意義上講，“土司化”的流官比明清時代真正的土司還可能肆無忌憚。因為土司是世襲的，為子孫後代計，還不敢對治下臣民太嚴酷，會盡量避免殺雞取卵的短期行為。而掌握巨大權力的市、縣委書記，在監督失靈時，有人可能會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都當成公共牧地，隻求眼前收割，哪管日後荒蕪。
那麼，出路在哪裏？其實每個對世界潮流有所體察的人，都不難知曉答案，在此就沒必要贅述了。
§§第二章 察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