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說來，似乎是大學出了問題。
否。
我認為，一個家庭供讀一名大學生，一個青年用人生最寶貴的四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就讀於大學，尤其是像北大這樣的大學——於是要求人生不普通一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會成全他們的訴求，也是“以人為本”的體現。
在中國，普通人的生活之所以竟被視為沮喪的生活，乃是因為普通人的生活實在還是太過吃力的生活。要扭轉這一點，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也是很吃力的，絕非一日之功可畢。要扭轉這一點，大學是有責任和使命的。然江河蒸發，爾後雲始布雨，間接而已。若仰仗大學提高GDP，肯定是錯誤的理念。大學若不能正麵地、正確地解惑大學學子之尷尬，大學本身必亦麵臨尷尬。
然大學一向是能夠解惑人類許多尷尬的地方，大學精神於是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人類之登月渴望一向停留在夢想時期，是謂尷尬。夢想變為現實，是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們的功勞，也是大學的功勞。大學精神於是樹立焉，日“科學探索精神”。人類一向祈求一種相互製衡的權力關係，曆經挫折也是尷尬。後在某些國家以某種體製穩定了下來，也是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們的功勞，也是大學的功勞，曰“政治思想力”。
十幾年前，我隨中國電影家代表團訪日，主人們請我們去一小餐館用餐，隻五十幾平米的營業麵積而已，主食麵條而已。然四十歲左右的店主夫婦，氣質良好，彬彬有禮且不卑不亢。經介紹，丈夫是早稻田大學曆史學博士，妻子是東京大學文學碩士。他們跨出大學校門那一年，是日本高學曆者就業難的一年。
我問他們開餐館的感想，答曰：“感激大學母校，使我們與日本許多開小餐館的人們不同。”問何以不同？笑未答。臨辭，夫婦二人贈我等中國人他們所著的書，並言那隻是他們出版的幾種書中的一種。其書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變的，可謂具有“高深學問”的價值。一所大學出了胡適，自然是大學之榮光。胡適有傅斯年那樣的學生，自然是教師的榮光。但若運拙時艱，從大學跨出的學子竟能像那對日本夫婦一樣的話，竊以為亦可欣慰了。當然，我這裏主要指的是中文學子。比之於其他學科，中文能力最應是一種難以限製的能力。中文與大學精神的關係也最為密切。大學精神，說到底，文化精神耳。最後，我借雨果的三句話表達我對大學精神的當下理解：
“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
“改革意識，是一種道德意識。”
“進步，才是人應該有的現象。”
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識上的不普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