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初學者竭盡全力“悟道”，且又最受喜愛的修行方法是“公案”，從字麵意思來說，就是“問題”。據說有一千七百個這樣的問題，一個人花七年時間去解決一個問題，這樣的例子在野史中並不罕見。這些問題並不需要一個合理的結果。其中的一個問題是“想像孤掌之鳴。”另一個是“感受自身成為胎兒前的思母之情。”其他的是“誰承負無生命之軀？”“正走向我之人為誰？”“萬物歸一，而一歸於何處？”類似的禪宗問題中國在十二或十三世紀也曾出現過，日本接受了禪宗，同時也接受了這些修行方式。然而，在中國，這種東西已經不複存在了。在日本，這是“練達”訓練最重要的部分。禪宗手冊對這些問題的態度極為嚴肅。“公案體現了人生的兩難處境。”他們說，思考公案的人如同“風箱裏的老鼠”，進退兩難；又如“吞下了燒紅的鐵球”，又如“想叮鐵塊的蚊子”。他忘我地加倍努力。最後，其心靈與問題間的“觀察自我”的屏障消失了，靈光一閃，兩者——心靈與問題——融合了，他也“悟道”了。
公案的意義並不在這些追尋者所揭示的真理中，這些真理是全世界的神秘主義者所公認的。它的意義在於體現了日本人在追求真理時的思考方式。
公案被稱為“敲門磚”。“門”裝在築於蒙昧的人性四周的牆上。蒙昧的人性擔心目前的方法是否充分，幻想眾多挑剔的旁觀者會對其行為加以褒貶。這是所有日本人都視為真實的恥辱之牆。一旦磚打破了門，門戶大開，人便獲得了自由，可以扔掉磚了，無須再參悟更多的公案。功課修完了，日本人的德之兩難處境也解決了。他們拚死衝進絕境，“為了修行”，他們變成了“叮鐵塊的蚊子”。最後，他們明白了，並不存在絕境——在義務與義理間、義理和人情間、正義與義理間，都不存在絕境。他們找到了出路。他們自由了，第一次能充分“品味”人生。他們達到了“無我”之境。他們對“練達”的修煉終於獲得了成功。
甚至從未受過訓練的人也能有某種“無我”體驗。一個在觀看能樂或歌舞伎表演的人也會在觀賞中完全忘我，據說，他也失去了觀察的自我。他的手心潮濕，感受到“無我之汗”。一個轟炸機飛行員在投彈前接近目標，也感受到“無我之汗”。“他沒有在做這件事。”他的意識中並不存在觀察的自我。一個完全忘記了身外之物的高射炮手，據說也同樣感受到“無我之汗”，從而失去了觀察的自我。可見，處在這種狀態中的人正是在自己的最佳狀況之中。
這種觀念雄辯地證明，日本人視自我監督和自我監視為沉重的負擔。他們說，一旦去除了這些妨礙之物，他們就變得自由自在了，效率也提高了。然而，美國人卻將觀察的自我確定為自身的理性原則，並為自己在危機中“保持理智”而感到驕傲。當日本人的靈魂進入沉迷狀態，忘掉了自我監督的約束時，他們感到仿佛卸掉了枷在脖子上的磨盤。如同我們所看到的，他們的文化不厭其煩地將審慎灌輸進他們的靈魂之中，但日本人宣稱，隻要擺脫負擔，人類意識中還存在更有效的層麵。他們以此與他們的文化進行對抗。
至少在西方人聽起來，日本人闡述這種信念的最極端的形式是他們極其讚同一個人“像死人一樣活著”。按西方的字麵意思來說，就是“活死屍”。在所有的西方語言中，“活死屍”都是很恐怖的措辭。在我們的說法中，這意味著此人的自我已經死去，隻留下軀殼成為地球上的累贅。他已經毫無生命力了。而日本人用“像死人一樣活著”表示人進入了“練達”的境界。它被普遍用於日常訓誡。為鼓勵一個擔心中學畢業考試的孩子，大人會說，“像死人那樣參加考試，這樣你就能輕鬆考過了。”鼓勵一個處理重要商業事務的人時，他的一個朋友會說，“像已死者那樣去幹。”當一個人經曆了嚴重的精神危機，看不到前途時，他一般會決定“像已死者那樣”去生活，以便解決問題。
“無我”的哲學基礎也是“像死人一樣活著”的哲學基礎。在這種狀態中，人排除了所有的自我監督，因此也沒有了恐懼心與戒心。他變得如同死人一般，超越了考慮正常行動的必要性。死人不再報“恩”，他們是自由的。因此可以說，“我將像已死者那樣活著”意味著從衝突中獲得解脫。它意味著，“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將自由地直接去實現我的目的。我的觀察的自我連同所有的恐懼重負都不再存在於我和我的目標之間。以往的緊張感和妨礙我努力的消沉傾向也都煙消雲散了。現在，所有的事情對我來說都是可能的。”
按西方的措辭來說，日本人的“無我”和“像死人那樣活著”實際上是不講道德心的。他們所謂的“觀察的自我”“幹擾的自我”其實是判定行為是非的監督者。當我們說到沒良心的美國人時，我們的意思是此人不再有伴隨惡行而來的罪惡感，但當一個日本人說同樣的話時，他的意思是，此人不再感到緊張和受妨礙，這一點生動地體現了西方與東方心理的不同。美國人指的是壞人，而日本人指的是好人、受過訓練的人、能夠最大限度利用自己能力的人。他指的是能履行最困難、最需要無私的奉獻精神的行為的人。使美國人采取善行的最大約束力是罪惡感；當一個人由於道德感喪失而不再有罪惡感時，他就變成了反社會者。而日本人對此問題的看法截然不同。按照他們的哲學，人的靈魂從根本上來說是善的。如果他的衝動能直接體現在行為中，他的行為便是合乎道德且遊刃有餘的。因此，他進行自我訓練以擺脫恥辱感的自我監督，以達到“練達”的境界。隻有在此時，他的“第六感”才能擺脫障礙。也正是在此時，他才能從自我意識和衝突中徹底解脫。
隻要離開日本文化中的個人生活體驗，日本人的自我訓練哲學就變成了無稽之談。我們已經看到，“觀察的自我”所代表的那種恥辱感是如何讓日本人不堪重負的。但是，如果不述及日本人對孩子的培養方法，那麼，日本的精神控製法的真正的哲學意義仍然是曖昧不明的。在任何文明中，傳統的道德約束力不僅通過語言，還通過長輩對孩子的態度，被傳達給新的一代。不研究對孩子的培養方式，局外人很難了解其他國家的“國之大事”。日本人對孩子的培養方式使其國民對人生的許多假設都變得明了了，而我們迄今為止的描述還局限在成人的層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