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的對象之所以能輕易地轉移為天皇，古老的民間傳說毫無疑問起了很大作用，即皇室是太陽神的後裔。但這神乎其神的傳說並沒有如西方人所想像的那麼至關重要。實際上，日本的知識分子是完全否定這種神學觀點的，但他們並沒有對對天皇的忠誠懷有疑問。甚至接受神裔論的日本老百姓，他們的觀念也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那樣。“神”在英語中解讀為“上帝”，意為“至上”，也就是等級製度的最高點。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在人和神之間設定巨大的鴻溝，他們認為每個日本人死後都會變成神。“忠”在封建時代貢獻給了沒有神性的等級製首領。在將“忠”獻給天皇的過程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整個日本曆史上隻有一個未被打破的、係統的皇室。盡管西方人認為這種係統繼承的說法欺世盜名，因為這種繼承製度與英、德皇室不相符合，但這種規則是日本的規則。根據他們的規則，繼承不可以打破“萬世一係”。日本不像中國一樣有史以來經曆三十六個不同的朝代。日本是一個經曆了很多變化的國家，但社會組織始終沒有碎裂，其模式一直保持。明治維新以前的一百年間，反德川幕府的勢力運用的正是萬世一係的論據，而並不是神裔理論。他們說，“忠”應該針對等級製度的最高者，那天皇就是唯一應該得到的人。他們把天皇作為國家最高的教父，這個角色並不一定意味著神性。他比神性更加至關重要。
將“忠”的對象轉向個人並且特指天皇本人，近代日本對此做了多種努力。明治維新後的第一代天皇就是一位受人尊敬、地位舉足輕重的人。他在位的時間很長，自然成了國家的象征。他很少出現在公眾麵前，僅有幾次，儀式都隆重異常，極盡崇敬之情。所有群眾鴉雀無聲，行三跪九拜之大禮，而且沒有一個人敢抬頭正視天皇。任何地方二樓以上的窗戶全部都被關閉，以保證沒有人可以從高處俯瞰天皇。他與高級顧問的接觸同樣是等級製的。日本沒有天皇召見執政官員的定製，隻有少數有特權的長官才有資格被召見。在有爭議的政治問題上，他從不發布詔書，所發詔書都有關道德、節儉，或作為某項問題解決後的標誌，目的也是要安撫他的人民。當天皇駕崩時，整個日本都成為一座大寺院，全國人民都為他虔誠祈禱。
通過這些方式，日本天皇成了置身於國內一切政治紛爭之外的象征。如同美國人對星條旗的忠誠超越一切政黨政治一般，天皇在日本也是“不可侵犯”的。美國人認為如果將對國旗的忠誠放在人身上就不太合適了，而日本人卻充分利用天皇這個最高象征的價值。人民可以愛戴天皇，他也可以回應。國民聽說天皇“心係人民”會感動得欣喜若狂。他們獻出自己的生命是為了“使陛下安心”。在日本這樣一種完全以人際關係為基礎的文化裏，天皇是忠誠的象征，他的意義遠勝於國旗。見習教師如果說人的最高義務是愛國而不是對天皇報恩，他肯定是不合格的。
“忠”提供了一種天皇與其臣民雙重關係的係統。臣民直接忠誠於天皇，這中間沒有中介，他們自己通過行動來使“陛下安心”。但是，臣民接受天皇的命令卻是經過各種中介才聽到的。“他代表天皇說話”是一句引發“效忠”的句子，其強大的號召力要超過任何現代國家發出的命令。羅裏描述過和平時期軍事演習時發生的一件事情。一個軍官帶隊出去，下令不經他許可不能喝水壺裏的水。日本軍隊在訓練時，非常強調能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連續行軍五六十英裏。在這一天先後有二十個人由於口渴和疲勞倒了下去，其中有五個人死了。當檢查死亡士兵的水壺時，水一點也沒動。“那位軍官下了這樣的命令，他是代表天皇說話的。”
在民政管理中，“忠”約束著從死亡到稅收的每件事情。征稅官、警察、地方征兵官員都是臣民盡忠的中介。按照日本人的觀點，遵守法律就是他們在回報最高恩情——皇恩。這與美國的社會習俗形成鮮明的對照。對美國人而言，任何新法律，從街道的停車燈到稅收政策，都被看作對個人自由的幹涉，會在全國引起抱怨。聯邦政府的法律受到雙重懷疑，因為它幹擾了各州立法的自由。美國民眾會認為它是華盛頓官僚集團強加於國民的，他們會為此大聲疾呼，共同抵製。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維護自尊的合法手段。日本人判斷美國人是不守法的民族，美國人則判斷日本人是沒有民主觀念的順從民族。兩國國民的自尊心與彼此不同的態度有關，也許這種說法更為正確。在我們美國，自尊心取決於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而在日本則取決於如何向施恩者報恩。這兩種安排都有自己的難處：美國人的難處是即使是有利於整個國家的法則也很難為大眾所接受。而日本人的難處在於，他們的一生都籠罩在負債的陰影之下。每個日本人都可能在某處發現了既生活在法律之內又不被苛求的方法。他們還欽羨美國人不讚成的一些暴力形式：直接行動和私下報複等。但是，這些限製，以及其他任何能夠被強調的因素，都不會對日本人的“忠”產生影響。
當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投降時，“忠”向全世界顯示了它難以置信的作用。許多對日本有經驗和知識的西方人認為日本不可能投降。他們堅持認為，要那些分布在亞洲和太平洋諸島上的日軍繳械投降的想法未免過於天真。日軍的許多部隊還沒打過敗仗，他們確信他們的理想是正義的。日本本島也布滿了頑抗到底的人。他們的先頭部隊人單力薄，但都冒著推進到超出艦炮射程之外、被集體打死的危險。在戰爭中，任何事情都不會令日本人住手，他們是一個好戰的民族。這些美國的分析家沒有想到“忠”的作用。天皇一說話，戰爭就停止了。在天皇廣播之前，頑固的反對者們圍在皇宮外，試圖阻止詔書的發布。但是一旦發布，他們就接受了。無論是滿洲、爪哇的戰地司令還是日本的東條，都沒有反對。我們的部隊在機場登陸後，受到恭敬的歡迎。有一位外國記者寫道，在早上著陸時他們還緊握手槍，中午就把它放在一邊，晚上就上街買起日用品了。日本人用遵循和平的方法“使陛下放心”。而一個星期以前，他們還信誓旦旦，哪怕戰鬥到彈盡糧絕也要誓死衛國。
除了那些不承認支配人類行為的情緒是會變化的西方學者以外，這種態度的巨大轉變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有些人宣稱，徹底的除舊迎新才是日本唯一的出路；另一些人則認為隻有讓自由主義者掌握政權並且推翻政府，日本才能拯救自己。這兩種分析，如果說是眾誌成城、民心所向，在西方國家估計還是行得通的。然而，他們錯了，他們把西方人的行動方針歸結到了日本人身上。在和平占領了日本幾個月後，一些西方預言家仍然認為一切都失去了，因為沒有發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因為“日本人不懂他們被打敗了”。這是西方以真理標準為基礎的哲學。但是，日本不是西方國家，它沒有使用西方國家的最後力量：革命。它也沒用消極破壞的方式來對抗敵國的占領軍。它用的是自己的方式，那就是“忠”的效能。“忠”能夠使仍具戰鬥力的日軍無條件投降，由此可見它巨大的價值。在他們看來，這個巨大的代價換來了日本最看重的那些東西：他有權說這是天皇發出的命令，即使這個命令是投降、甚至是失敗，然而最高的法律依然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