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美國在一場全力以赴的戰爭中所遇到的最怪異的敵人。這個主要的競爭對手，其行為和思維習慣與我們是如此不同，以至於需要我們認真加以對待。這也是我們在其他戰爭中從未遇到的情況。正如1905年麵對的沙俄一樣，如今與我們作戰的對手是一個既不屬於西方文化傳統，且又經過嚴格訓練、武裝到牙齒的民族。西方國家所恪守的那些基於人道的戰爭慣例，在日本人身上顯然不存在。這就使得目前太平洋上的戰爭不僅成為逐島爭奪的登陸作戰，而且也由此產生了困難卓絕的後勤保障問題，從而使得了解“敵人的本性”成為我們麵臨的主要課題。為了更好地對付眼前的頑敵，我們必須了解他們的行為特性。
困難是巨大的。自從日本閉關鎖國的大門被打開至今，七十五年間，對日本人的描述總是使用一些“但是，而且”等之類對其他任何民族都從未用過的、捕風捉影的詞彙。一個嚴肅的觀察家在論及日本以外的其他民族時，不會既說他們彬彬有禮，然後又加上一句，“但是，他們也很蠻橫和傲慢。”他不會指責該民族行為極為刻板，隨後又補充說，“但是他們又極富創新精神。”他不會說該民族性格溫順，又說他們不輕易服從上級的控製；不會既說他們忠誠、寬厚，又宣稱“但是他們又心存叛逆，滿腹怨恨”；不會既說他們勇敢成性，又描述他們如何怯懦；不會既說他們的行動完全因為在意別人的評價，即自己的麵子，又說他們具有真誠的良心；不會既講他們在軍隊接受機器人式的訓練，又描述那個軍隊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亂；不會既講該民族熱誠傾慕西方文化，又極力渲染他們頑固的保守主義。他不會一麵寫一本書，介紹某個民族普遍擁有唯美主義傾向，介紹該民族如何醉心於菊花栽培，對演員和藝術家給予很高的榮譽，而另外又寫書補充說明這個民族如何地崇尚刀劍和武士。
然而，所有這些矛盾，都無一例外地經緯交織在與日本有關的論著之中，而這些對於日本的介紹都是真實的。刀與菊都是這幅日本圖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的性格既好勇鬥狠而又待人態度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尊大自傲而又彬彬有禮；冥頑不化而又柔弱善變；表麵服從而又心存怨恨，不甘受人擺布；忠誠而又詭詐；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易於接受新的方式。他們極為介意別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為，然而當別人對他們的劣跡一無所知時，他們又會被罪惡所征服。他們的士兵訓練有素但又並不服從。
了解日本既然已變得如此重要，我們就不能對這些矛盾以及其他許多同樣的喧囂爭論置之不理。危機的事態接二連三地出現在我們麵前。接下來我們對日本人將采取什麼行動，我們能否不進攻日本本土而迫使日本投降？是否應該轟炸日本的皇宮？從日本戰俘那裏，我們能期望得到些什麼？在對日本軍隊和日本本土的宣傳材料中，我們該說些什麼才能拯救我們士兵的生命，並削弱日本人那種抵抗到最後一人的戰鬥意誌？關於這些問題的激烈爭論，即使在那些所謂的“日本通”那裏也是如此。一旦和平到來，為了維持當地秩序，日本是否需要永久實行軍事管製？我們的軍隊是否有必要準備與那些隱藏在日本深山堡壘中的死硬分子作戰？在世界和平成為可能之前，日本是否會發生一次法國式的或俄國式的革命？誰將領導這次革命？或許我們應滅亡日本民族？在這些問題上，我們的判斷定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1944年6月，我作為文化人類學者，受命使用一切技術手段從事研究日本的課題，以便弄清日本是個怎樣的民族。就在這年初夏，我們對日本的進攻已經開始顯露出它真實的規模。在美國，許多人仍認為對日戰爭將會持續三年，也許是十年，或者更長時間。而在日本，他們認為戰爭會長達一百年。日本人認為美軍雖然在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等地方贏得了局部勝利，但是那些地方距離日本本土還有幾千英裏。日本的官方公報甚至根本不承認日本海軍已經被擊敗，而日本國民仍然認為自己是勝利者。
進入6月以後，形勢開始發生變化。隨著歐洲第二戰場的開辟，最高司令部已經給予歐洲戰場長達兩年半的軍事優先權，如今對德戰爭已經勝利在望了。而在太平洋戰場上，我們的軍隊在塞班島登陸，這是一場預告日軍最終必將失敗的大戰役。自那以後，我們的士兵將要與日軍持續地進行短兵相接的戰鬥。自從新幾內亞、瓜達爾卡納爾、緬甸、阿圖、塔拉瓦和比亞克等地的戰役之後，我們已經清楚地知道所麵對的敵人是何等可怕。
由此，到了1944年6月，關於我們的敵人——日本的諸多問題都急需獲取答案。這些問題，無論其關鍵因素是外交的或是軍事的，也無論是出自最高決策部或是出於前線散發宣傳單的需要，各方麵提出真知灼見才是最重要的。在日本發動的總體戰中，我們必須了解東京當權者的目的和動機，了解日本的漫長曆史，以及他們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統計數據。我們還必須了解日本政府能指望日本國民些什麼，了解日本人的思維和情感表達習慣，以及養成這些習慣的模式。我們也必須了解在他們這些行動和意見背後的製約因素。因此，我們不得不把自己作為美國人采取行動的前提暫時放到一邊，並且盡量不要輕率地做出結論，說什麼在某種既定的情形之下，日本人所做的與我們如出一轍。
我受命完成的這項任務十分棘手，因為美國和日本正處於交戰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做到一邊倒地譴責敵國很容易，但是要試圖通過敵人的眼睛了解他們如何看待生命，就相當困難了。然而這項任務仍然必須完成。問題是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假定處於他們的境遇時我們將如何行動。研究過程中，我必須將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為作為有價值的資料加以利用，而不能視之為於己不利的累贅。我不得不觀察日本人對於戰爭本身的運作方式，並且暫時不將其作為軍事問題而隻是當作文化問題看待。與平時一樣，戰鬥中的日本人依然按其日本特性行事。在日本人操控戰事的方式之中有哪些特征是源於他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呢？他們的領導人激勵士氣、消除疑慮，以及在戰場上調兵遣將的方式，所有這些事情都顯示出他們可以借助的力量究竟是什麼。我必須追尋這些戰爭中的細節，一步步地觀察日本人是怎樣暴露出自己的。
美日兩國正處於交戰狀態的事實，對我的研究尤其不利。這意味著我不得不放棄文化人類學者最重要的“實地考查”研究技術。我不可能去日本，更無法寄宿生活在日本人的家裏，並且無法從他們每天生活的緊張和壓力中，用自己的眼睛看出哪些東西重要，哪些東西不重要。我無法觀察到他們做出某項決定的複雜過程，無法觀察到他們的孩子是怎麼被教育的。人類學家約翰·恩布裏撰有一本實地調研日本村子的著作，名為《須惠村》，很有價值，但是我們在1944年遇到的許多有關日本的問題，裏邊都沒有涉及。
盡管困難重重，但作為一名文化人類學者，我仍然相信某些專業技巧及假說設定還可用於研究。至少我不必放棄文化人類學者所倚重的、與被研究的對象麵對麵地直接交流的研究方法。在我們國家中有許多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從這些人成長經曆的具體事例中，發現他們做出判斷的方式，並且根據他們的描述彌補我知識中的許多空白。我相信這些東西對於一位文化人類學者在理解某種文化時至關重要。與此同時，另外一些從事日本研究的社會科學家，則是利用圖書館的文獻資料，分析過去的曆史事件和統計資料，試圖在日本人文字性的宣傳材料、或者口頭的宣傳詞語中尋求研究的進展。與他們不同，我相信他們所要尋求的關於日本問題的許多答案都深藏於日本人的文化規則與價值之中，而從真正生活在此種文化中的日本人身上，才有可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答案。
這並不意味著我不看書，也不意味著我不能經常地從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那裏獲益。浩瀚的日本文獻以及曾在日本生活過的、數量龐大的西方觀察家給予我任何文化人類學者均未獲得過的幫助。這些優厚條件是那些到亞馬遜源頭或者新幾內亞高原從事無文字部族研究的文化人類學家所無法比擬的。那些沒有文字的部族，無法用紙筆來表現自我，而西方人對他們的論述也是屈指可數，異常淺薄。對於這些部族，沒有人知道他們過去的曆史。從事部族實地調查的學者們必須在沒有先驅學者幫助的情況下，探索並發現該部族的經濟生活方式、社會階層構成以及在部族宗教活動中最高級別的崇拜者。在研究日本的過程中，我有許多前輩學者的學術成果可以繼承，而且還可以充分享受那些藏在嗜古好奇文獻中的生活細節描述。歐美人士記載了他們的生動經曆，而日本人也真實地撰寫了不同尋常的自我記錄。與其他東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強烈的、書寫自我的衝動。他們既寫自己瑣碎的生活，也寫他們的全球擴張計劃，其坦率程度實在令人感到驚訝。當然，日本人也不會傻到要全盤托出，也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民族會這麼做。日本人在描述日本時往往會忽略許多重要的事情，原因是他們對於這些事情太熟悉了，就像呼吸的空氣一樣，所以反而視而不見。這就像我們美國人寫美國時一樣，往往也會因習慣而不自覺。盡管如此，日本人仍屬於喜歡自我表現、自我暴露的一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