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愛無疆
一、父親
我祖父、祖母共生育了兒女8人，是個名副其實的大家庭。隻可惜我大伯、二伯、三伯過世很早，大伯、伯母生有一子，取名家祿，家祿堂兄婚後生育一女，取名光明，後來家祿堂兄也英年早逝，留下伯母和侄女光明住在永和老街，婆孫倆相依為命。二伯、三伯是沒有結婚就過世了。對於這段家史，我知道的很少，那時我還沒有出生。
我父親排行第四，當時家境雖然寬裕，三位兄長相繼去世，父親也過早地承擔起家庭的擔子。父親有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父親的兄妹中隻有父親從小沒有讀過書，父親從小種過田，但大多數時間是做手工謀生，打過豆腐，開過整米坊，做過鞭炮。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就在瀏陽白沙、永和、縣城、長沙榔梨之間奔波、謀生，因此這幾個地方都有過我祖輩和父輩的產業。１９３６年，父親和母親結婚後，在長沙榔梨鎮定居，打豆腐營生，生活清苦。日寇侵占長沙，放火燒了榔梨，我家亦沒能幸免，父母帶著兩歲的哥哥逃到永和，後又搬回原籍白沙，直到１９４６年抗戰勝利後，才又到永和定居，住在我伯母家，以做鞭炮營生。
抗戰期間，我父親曾被日寇抓去做挑夫，一路上，父親目睹日寇隨意打罵、槍殺中國勞工的暴行，心想如不逃走，必然凶多吉少。一次宿營，父親趁日寇不備，逃了出來，當時父親也分不清東西南北，家在何方。這時父親遇到了一位好人，得知父親遭遇後，給了父親兩塊銀圓，告訴父親，朝著太陽出山的方向走就能找到家。父親曆經艱難，才輾轉回到瀏陽。
１９３７年１月，我細叔父在瀏陽縣城結婚，一個大家庭，祖輩父輩在一起團聚，照了一張全家福。唯獨我父母一家因為戰亂，在外漂泊，沒能相聚，真是國難家不圓啊！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仍然是靠做鞭炮營生養家，到了20世紀60年代，父親已是花甲老人，由於家裏孩子多，有的還在讀書，生活困難，他隻得奔波於瀏陽、永和、白沙之間，經常挑一擔篾簍子，到瀏陽找我姑父幫忙買一點鞭炮原材料，挑回家裏，做成鞭炮，再挑到白沙去賣，周而複始，都是步行，肩上還挑著五六十斤的擔子，這種艱辛可想而知。
我在瀏陽讀書時，父親經常來學校看我，有一次為了給我買條絨褲禦寒，搜遍全身少了兩毛錢，父親給營業員說了很多好話，用多餘的兩尺布票折合兩毛錢才給我買下。我曾陪父親在瀏陽劇院看過一場京劇，戲名是《搜孤救孤》，父親看不懂，我在旁邊給父親講解劇情，父親非常高興。在父親一生中，這恐怕是我唯一陪他看的一場戲。
1964年12月，父親又去白沙賣鞭炮，住在白沙老街外婆家。深夜，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父親急忙起床，黑燈瞎火，慌亂中不幸被門檻絆倒，肚子正好摔在門外的墊腳石上，傷及內髒。開門才知道是稅務所的人來查稅的，當時鞭炮必須交稅蓋上稅章才能賣。我家的鞭炮是交了稅的，那次是永和街上一個姓曾的同行托父親賣點鞭炮，他的鞭炮沒有交稅，被稅務所查上門來。父親傷得很重，外婆家請了兩個人用擔架把他抬回了永和。當時永和醫院不能動手術，送瀏陽或長沙又沒有錢，隻好采用保守治療，吃中藥或偏方。當時正好是寒假，父親躺在床上，我每天給他洗臉、喂藥喂飯，病情不見好轉。
１９６５年３月的一天，在學校我突然收到家裏的電報，告之父親已去世，頓時我手足無措，隻覺得天旋地轉，眼淚奪眶而出。稍事鎮定後，我請了假就走。當時下著雨，我戴了頂鬥笠，從縣城步行往家趕，隻用4個半小時就走完了60華裏，趕回了家裏。
回到家，父親已經入殮。姐夫幫我抬開棺蓋，看到父親消瘦慈祥的臉，我忍不住放聲大哭：“父親啊！您是活活累死的呀！”父親去世後，竟然找不到他生前的一張相片，這使我們做兒女的更加悲痛。父親就像一頭默默無聞的老牛，負重奔波了一生，沒有給兒女留下隻言片語，甚至連一張相片也沒有。但父親卻在我們兒女心中樹起了一座父愛如山的豐碑，雖然沒有留下相片，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永存我們兒女心中。
二、母親
我的母親祖籍瀏陽白沙，6歲喪母，繼母為人凶狠，母親經常遭到繼母的毒打，有一次竟被打得頭破血流，留下了終身的傷疤。由於不堪繼母的虐待與折磨，7歲的母親被迫離家出走，被母親的伯父收養，在伯父家和伯父的孩子一同上學，讀了幾年私塾。後來，伯父去世，生活所迫，母親12歲流落到長沙資本家工廠當童工，學織襪子，受盡了資本家的剝削。
１９３６年和父親結婚後，因為戰亂，跟隨父親東躲西藏，居無定所，直到１９４６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才回永和定居，以做鞭炮維持一家人生活。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家裏孩子多，生活一直很困難，母親日夜操勞，勤儉持家，想方設法協助父親維持著這個貧困的家。
１９６５年，父親去世後，母親挑起了家庭重擔，披星戴月，夜以繼日，靠打草袋、做零工賺來的錢撫養幾個孩子。盡管生活困難，她老人家仍省出錢來供孩子讀書上學，學好本領，報效國家。在母親的言傳身教下，我們幾兄妹都成長起來了，哥哥是航空航天部１３４廠的高級工程師，改革開放初期就去美國考察航空工業，為祖國航空事業作出了貢獻。本人是瀏陽磷礦多年的勞動模範和優秀黨員，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勤勤懇懇地工作，得到了單位的肯定和表彰。弟弟在永和磷肥廠擔任工段長，也是多年的先進工作者。我們做子女的取得的這些成績除了黨的教育和培養，與母親的教子有方是分不開的。
母親熱心公益事業，多年擔任居委會的居民組長，為鄰裏鄉親排憂解難。１９６９年，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母親先後把我和妹妹、弟弟送到農村、林場當知青。母親曾以優秀知青家長的身份，出席了瀏陽縣和湘潭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先進分子代表大會，受到黨和政府的表彰。
母親一生忠厚善良，一生寬容，誠懇待人，樂善好施，為別人想得多，為自己想得少。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生活物資匱乏，供應緊張，農村根本買不到麵條，我們居民戶每月有幾斤定量供應，農村的親戚朋友經常找母親幫買麵條。家裏的指標用完了，母親就去找別人幫忙，有時為了幫人買到麵條，跑上三五次還是空手而歸，見此我就說：“實在買不到就算了。”母親說：“人家生活在農村，很不容易，我們能幫一點，就盡量想辦法幫一點吧。”
在我們兄弟姐妹中，我和母親相處的時間最長，對母親的感情很深，但由於母親對我過分溺愛和依從，加上我的脾氣不好，所以經常和母親頂撞，也說不上幾句動聽的話，對此母親卻習以為常，從不計較和怨恨，對於這一點，成為我對母親的終身愧疚。
母親年過70，仍然爭著做家務，我們勸她不要幹，安享清福，母親卻總說：“你們每天上班工作很辛苦，我在家幫你們做點家務事，給你們做飯，讓你們一下班就吃上熱飯熱菜，這是我應該做的。”
由於黨的富民政策好，我們的生活也逐漸好起來，母親也過上了豐衣足食、子孫滿堂的幸福生活。盡管如此，母親艱苦樸素的生活習慣沒有改變，子女們給她買的新衣服舍不得穿，給她的零用錢也舍不得用。
人到老年，母親思鄉思親的情緒越來越重，總在想念著她還健在的堂弟，我曾於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９年兩次陪同母親去白沙豪溪探望堂舅父李建凡。我舅父李健凡是人民教師，但一生命運坎坷，五七年被錯劃為右派，舅母患病無錢醫治，雙腿癱瘓，不能行走，常年靠兩條板凳坐著移動。對於舅父一家遭受的磨難，母親心有餘而力不足，現在生活有了好轉，母親一定要我陪她去探望幾十年沒見麵的舅父。母親他們姐弟相見，暢敘親情，說到傷心處，不覺老淚縱橫。舅父雖然一生命運多舛，但始終對黨忠誠，退休後，堅持在屋前路邊出黑板報，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科學種田，做到老有所為。兩次回歸故裏探望舅父，了卻了母親多年的心願。
１９９２年正月初六，母親突發心髒病，經搶救無效，不幸與世長辭，享年７７歲。現在我們兄弟姐妹每年清明和陰曆七月十五都要去父母墳前祭掃，寄托我們的哀思，祈禱父母在天堂快樂。
三、哥哥
俗話說長兄如父，我父親去世得早，哥哥就成了家裏的主心骨和頂梁柱。為了年老的母親和還在讀書的弟妹，哥哥省吃儉用，每月從有限的工資中擠出一部分錢寄回家裏，由於家庭的拖累，哥哥直到30多歲才結婚。
在3年的困難時期（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父親由於沒有文化，看不到長遠，總是催我給哥哥寫信，要哥哥辭去工作，回家幫助渡過饑荒。哥哥接到家信後，給父母回信，信中哥哥說：“國家的困難是暫時的，我不能在國家需要的時候當逃兵，我會盡量擠出點錢來幫家裏渡過難關。”事實證明，哥哥的立場是堅定的，哥哥的預言是正確的，3年困難時期，有不少的國家幹部、工人經不起困難的考驗，看不到光明和前途，紛紛辭去工作回家。後來3年困難時期一過，這些人又要求回單位工作，都被單位理所當然地拒絕。
粉碎“四人幫”以後，百廢待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從此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毅然決然地打開。１９８０年底，一個由我哥哥設計的民品項目，需要到美國尋求技術合作，經當時的航空航天部批準，哥哥隨１３４廠總工程師到美國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