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天為黨
經多年研究探索，羊頭山“炎帝城”（神農城）在上古時代的都城地位基本成立。羊頭山作為《山海經》記錄所在，神農嚐百草獲嘉禾之地，炎帝定居觀測宇宙、氣候、風雲變幻之所，律、度、量、衡之本，黃鍾大呂之源，無疑成為我中華民族由漁獵社會發生農耕革命之質變走向農耕社會，開辟五千年燦爛農耕文明的轉折點。以至後來黃帝蚩尤大戰，秦漢滅羌，千古祭祀，佛教興盛，都以羊頭山為重點地區。
《盤古唐虞傳》記載：“蚩尤率兵，來攻榆罔”，蚩尤進攻榆罔在何處呢？文獻雖然沒有具體記載，但根據“此山炎帝之所居”，炎帝之子“柱出茲山”，“參盧之後政衰，其國浸削，至春秋時，為晉之附庸焉”，幾千年後直至漢朝“擊眾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都說明羊頭山幾千年以遠，都是薑姓氏族的中央根據地，蚩尤進攻必然以此為首要目標。
隨後蚩尤驅逐末代炎帝榆罔，即“蚩尤產亂，出羊水（羊頭山之水）”，因“炎帝參盧，是曰榆罔，居空桑”，因此蚩尤隨之“登九淖、伐空桑”，致使榆罔退至榆州，即“昔烈山帝榆罔之後，其國為榆州”。而後蚩尤以“炎帝”自居，據運城鹽池戰軒轅黃帝，兵敗被“解”。可見蚩尤進攻榆罔的總體路線脈絡是清楚的。
我中華民族肇始農耕、波瀾壯闊的上古曆史，始終與羊頭山有著難以割舍的聯係。那麼羊頭山到底是怎樣一座山呢？
這要先說到太行山。宋代理學家朱熹形容太行山：“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天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在河北、河南觀望太行山必須抬頭仰望，這就不是尋常山嶺可以比肩。而羊頭山“在太行之北一百五十裏，眾山最高處，俯視太行，猶在下矣。”《高平誌》雲：“羊頭山在縣北四十裏，危峰秀拔，勢淩霄漢。日夕諸山俱瞑，而此峰返照猶光，故俗傳此山比天下名山高三尺。然非山高，地勢高耳。秦並天下，置郡縣，以此地極高，與天為黨，故名上黨郡。”
《爾雅·釋戰》記載：“黨，所也。在於山上，其所最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
凡高山大峽，巨川深穀，必聚天地之靈氣，凝結萬物之精華。
太行山又名大行山、大形山、五行山、王母山、女媧山等。太行山作為中華文明的搖籃，自遠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早期遠祖聚落生息的地方。它將燦爛的中華文明代代延續，包括炎帝神農時代。太行山是一個大山脈，綿延千裏以上。而羊頭山則是具體地點，可以直接找到的地址。“太行來脈中天近，炎帝神功萬世尊”，這就是古代詩人對太行山脈炎帝神農氏遺跡的不朽評價。堪與太行山相提並論者，唯羊頭山。
羊頭山與佛教
“天下名山僧占盡”，羊頭山極為優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背景，當然首先被佛家選中，因此有了滿山遍野的佛教石窟和多座寺廟。
羊頭山沿山而上，佛龕神像、石窟寶塔隨處可見，可分為九區，較大窟龕二十二座，小型佛龕八十多座，窟洞平麵多為方形。還有千佛碑一通，皆魏至唐時期文物。山巔山腰雕石塔六座，唐製，高4—6米不等，平麵方圓兩種，高者七層，密簷式，低者兩層，樓閣式，形製古樸，手法簡潔，為它處所少見。
史誌記載，羊頭山佛龕石像建造年代起始於北魏孝文帝時期，至今約1500餘年。1958年秋，李玉振曾在羊頭山最大的石窟東北角一個凹陷處，找到模糊不清的北魏××年落款，應該就是石窟建造的日期。2002年9月，又有山西省內外炎帝文化考察團在另一座佛龕背麵一個石洞中，發現了“天保七年”的落款。史載，北魏後來分裂成東魏和西魏，天保是東魏北齊的年號。天保七年距北魏孝文帝元年有85年。羊頭山上的北魏石窟群，從北魏孝文帝時期始建，陸續鑿建85年以上，前後三代工匠群體創作。其工程浩大、鑿刻艱辛、延續時間長，由此可見一斑。
西南山巔（亦稱右峰）“八十八佛”窟，距羊頭石龕二百餘米，列為第二區。窟龕三個，分上下兩層。前窟南向平麵方形，門外二金剛侍立，窟內正麵一佛二菩薩，佛結跏而坐，菩薩侍立主佛四周，四周雕有龕八十七個，內各置一佛，皆坐式，連同主佛共八十八尊，窟名由此而來。窟南一龕，內雕一佛二菩薩，麵型略秀，身材修長。後窟較高，亦稱上窟，窟上石塔已毀壞。塔下一窟，方形，窗門南向，三麵雕像，正麵和西側主佛已不存，尚存東側一佛二菩薩和西隅左尊脅侍，麵型清秀，神態自若，刻工純熟而洗練。視其造像風格，與前窟同為齊隋間遺物。
第三區為千佛洞，位於半山腰部，窟內方形，四麵小佛龕滿壁，近千尊，故稱千佛洞，洞中可容納遊客多人，當地人稱“遊履洞”，與“清化寺碑記”記載“神農氏遊履於羊山，嚐穀於此”相對應。這裏的雕像都是唐代風格。第四區為方塔窟區，第五區為圓塔窟區，第六區為多寶龕窟區，第七區為大石窟龕區，第八區為佛山區，第九區為唐代龕區。這些石窟龕內，雕像大都肌肉健美，衣飾貼體，藝術價值很高。
千佛碑，在清化寺址西，四麵滿雕佛像，正麵碑身中心雕火焰形大龕一區，內置坐佛一尊；側麵中雕佛像兩龕，為一佛二菩薩。造像風格，發髻光滑，麵相方圓，寬衣博帶，肩膀較平，尚存北魏風格。曾有盜賊試圖將其鑿斷運走，因當地村民奮力保護，才未得逞，碑上殘留一排鑿痕，記錄著一次未遂的劫難。
羊頭山石塔，是山上石雕作品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原為六座，兩座損毀，現存四座，分布於山巔和山腰。山巔兩塔，唐代建造，南北對峙，十裏外皆可望見。塔都是圓形，自上而下全部為大型石塊構築，一座為四層密簷式，一座為七層密簷式，層層疊澀出簷，輪廓極為優美。山腰兩座，一方一圓。此處石塔雖然不大，但造型特殊，在我國已知的古塔中，尚屬奇構。
另有一座石塔是平麵呈正方形，作二層單簷式。塔身正麵刻造像佛龕兩個，龕內內置一佛二菩薩，佛像結跏而坐，麵型衣飾皆屬北魏風格。塔身之上為瓦隴式屋頂，整體造型粗獷豪放。特別是佛龕底座雕刻為一個炎帝神農氏族的圖騰羊頭，羊頭各部分線條雖風化嚴重，仍清晰可見、極為傳神。《山西旅遊名勝大辭典》記載：“羊頭）山巔有石雕方形塔，塔座似伏羊，頭尾清晰，山因此得名”。此結論與《羊頭山新記》的記載以及與羊頭山本身的文化內涵有區別，是旅遊者易混淆之處。
這個塔座不像一般碑座那樣，雕成所謂“贔屭負碑”的形態，而是雕成一隻碩大的羊，這在國內極為獨特。按說羊不屬大型動物，不具備背負重物的能力，那麼這種設計構思就一定具有某種獨特的文化意義。它展示了佛教進入羊頭山後，立即與原有的炎帝神農文化融為一體，在羊圖騰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宗教意識形態，沒有另起爐灶，而是一種融彙、傳承、共處的關係，體現了佛教因地製宜、期望獲得當地人民認同的全新姿態。
三座石塔的風格，在國內均屬罕見，構成羊頭山石刻的獨特風格。
羊頭山自北魏時期，就滲入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因素。早在東漢時期，印度佛教即傳至中國。到了北魏太武帝時期，佛教已經很流行，但太武帝不信奉佛教，隻信奉道教，因此在法律上禁佛興道。
孝文帝是太武帝之孫，他信奉佛教，自繼位遷都洛陽後，常把一位曇曜和尚請進宮談論佛法，並采納了他的建議，征集數萬民工，耗費巨額銀兩興建佛寺，先後在故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武周山）建造了雲岡石窟，在洛陽建造了金碧輝煌的大佛寺和龍門石窟，在甘肅建造了炳靈寺石窟和麥積山石窟。孝文帝由大同遷都洛陽，石窟開鑿之風便吹向洛陽，並橫掃途經的高平羊頭山。羊頭山石窟和雙塔，不過是當時佞佛之風的一批作品。孝文帝這種佞佛之風，對於推行他的漢化改革，緩和民族矛盾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把佛教融入炎帝神農氏遺址，淡化了人在自然界的主觀能動性。且佞佛之風興盛，既耗費財力，百姓又紛紛削發為僧尼，田地無人耕種，這與當初炎帝神農氏始創農耕的重農走向相左。
《釋名疏正》：“古‘羊’、‘陽’字通。”因此羊頭山又名首陽山。有關古籍記載：“羊自山出，山為羊之居處，故羊為山神。山神為羊，土神也為羊。”朱載堉在《羊頭山新記》中指出：“羊頭山神指神農也。”由此明晰，羊頭山是以圖騰物“羊”為山神，炎帝神農氏是崇拜羊的氏族最高首領，是坐鎮此山之神。故“清化寺碑記”記載佛之“得攝羊山同成佛果”，慨然引為同道，對羊頭山虛懷接納作出了回報。
武則天與羊頭山
與炎帝神農氏直接相關的，是處於羊頭山之“羊頭”的“額頭位置”之清化寺，是高平最著名的佛教寺廟。明代萬曆年間“清化寺碑記”描述為“佛聖者住居雲鷲，修養幽岩。睹巍峨而碧峭連天，觀端景而青鬆附地。是以上觀殿宇與兜率無□，視基址與祇園何異……東倚秦高之嶺，西連羊頭之巔，北靠天台，南枕清化，皆我佛無凡之地。萬神永護，諸佛扶持。得攝羊山同成佛果。考之曆代神僧居之者：神農氏遊履於羊山，嚐穀於此；夷齊餓卒於首陽顯跡……”碑記對羊頭山自然地理的描述，恰若天地之自然造化；對曆史的記載，不僅特別說明神農氏嚐百草獲嘉穀在此，還特別記載了商周時伯夷叔齊在此首陽山采薇而食，寧死不食周粟的故事。
《羊頭山新記》記載，清化寺始建於北魏孝文帝時期，初為定國寺，北齊時改名洪福寺，隋末寺廢。唐武則天天授二年重建，改為清化寺。
筆者首次親往所見卻都是幾乎長成樹木的灌木叢，穿行其間，如西雙版納密林，分不清方向和道路，穿行中忽見佛像仍在灌木叢中正襟危坐，麵對世道滄桑靜思佛理。傾斜在地的八角蓮花座，一半掩埋在土中的石碑，仍平整如故的殿內青磚地麵，磨損的石階，寺產遺物的堆積，靜靜地展示著各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