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一詞，今人常常理解為世間最大的空間，其實不然。按照字理已有明確定義，“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即“宇”為空間，“宙”為時間。“宇宙”即為中華文化的“時空”概念，這是炎帝神農時代中華先民解決了吃飯問題以後，才可能考慮的哲學命題。
那麼，“上棟下宇”就是上有棟梁等構成房屋，下有空間可供居住的居室，文字表達極為精辟。
行宮正殿對麵是朝向正殿的戲樓。
碑文記載，正殿東廂為聖賢殿三間、東大門鍾樓三間，東南耳樓兩間，正南樂樓三間，西南為耳樓兩間。以“春祈秋報，存祀典於不遂，演戲酬神”的記載，當年這裏每年兩次洋溢著鄉民寄托之春種祈禱、秋收回報、演戲酬神的紅火熱鬧。
院裏的樹墩，原來是一棵曆經滄桑的檜柏。村民告知，以前滿周歲的孩子都要來此抱一抱這棵古樹，以求長生百歲。以神農食五穀而在位120年（一說140年）之高齡，為長壽之楷模，為鄉民所向往並以此民俗而傳承。
“行”字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個接近十字形岔路口的象形字。這是因為有了房屋建築以後，道路自然就形成十字路口。人在路上走就是“行（xing）”。說臨終的人“不行了”，即表示不能再行走了。
古代的道路狹窄，人多自然就排成了“行（hang）”。路邊百業排列經營自然成行，即為行業。“商行”是經商的行業，“銀行”“鏢行”等都是其中的行業。我們探討古代事務，必須從造字的本義上來考查。“行”字在《殷墟書契考釋》解釋為“像四達之衢，人之所行也”。因此，“行宮”一詞，字麵之意應為“出行之宮”。這裏或許就是那個時代創造房屋曆代演變的遺存，因此才有炎帝神農氏死後葬於距此地東南方向僅七百餘步的位置關係。
“宮”字很有講究，按照字理是有前後院落的字形。那麼，按照“宮”的規製，炎帝行宮應該有更大的規模，不該僅是一個獨院。
行宮門外南邊牆上的《大石坡創鍊碑記》的碑文記述了該地地處低窪處，“廟之前有深谿焉”，當時“…村村水均注於此村，以日深一日也，廟之谿漸為水所潰，將不利於廟況。神藝五穀，作《方書》有功祀者也，吾儕忍坐視乎？曷計田畝，出貲財以助之，愈曰善。遂鳩眾煉石而固其壑焉……”落款為大清康熙癸卯年。記載的是為保護行宮不被水浸衝潰，村民申上高等人召集本村富戶，集資對行宮和溝渠進行了修建，終於消除了水患對行宮的繼續侵蝕。現在的行宮門前腳下，確實有一條以水泥板覆蓋的水渠，引導雨天彙集的徑流排泄。
那麼，集資修渠之前，必然是雨水長年徑流彙集侵蝕行宮，而且已經到了即將危及炎帝行宮院落的程度，“廟之谿漸為水所潰”。“谿”字是小溪流淌形成的類似山穀的河道，它的“為水所潰”必然已經波及緊靠水渠的炎帝行宮，因此“遂鳩眾煉石而固其壑焉，一則固廟貌之根底，一則便行人之往來”。
因有長年的彙流溪水衝刷，那麼“為水所潰”的情況就可能曆史地經常發生，就可能有多次波及行宮。因此，按“宮”的規製，炎帝行宮應該至少有兩進以上院落，有可能因水流侵蝕逐漸演變為今日的一進院落。再者，行宮坐北朝南，以“宮”的規製，大門應該在正殿中軸線向南的延伸線上。現在進出是朝東的旁門左道，或許就是南部正門損毀，改而自後院朝東開門，不合規製便有不合規製的原由。
因此，炎帝行宮早年應該是一座規模可觀的大型祠宮。
目前，能夠說明年代的最早實物，當屬已經收存的三塊墓誌銘碑刻，年代最早的是“唐天佑七年”，即公元910年。地名記載為“澤州高平縣神農鄉團池村”，說明唐代這裏就是神農鄉，那麼，神農鄉裏的炎帝行宮一定早於這個年代無疑。
炎帝行宮，碑刻尚且記載“肇建太古，無文考驗”，是年代久遠的古跡，為何縣誌卻始終沒有記載呢？
炎帝神農氏陵廟的中華民國三十年之《重修炎帝廟名神殿禪房並補修橋梁擴大舞樓新繪已竣及細說款項來源》記載：“查炎帝廟吾高共有四處，羊頭山頂為高廟……換馬嶺炎帝廟為上廟……下台以城東是為下廟……”以高平至今還遍布鄉鎮的諸多炎帝廟而論，幾乎沒有一座建造於民國三十年之後，當時也不可能忽視其餘村落的炎帝神農廟這種普遍的客觀存在。那麼，碑文“查炎帝廟吾高共有四處”之“查”字，顯然表示“查閱”了縣誌等方誌文獻，有所根據。那麼能夠記載入方誌的，均為曆代官方納入祀典者，是為祭祀而記錄。“行宮”非祭祀類處所，或許這就是炎帝行宮未能在縣誌查到的原因。
無論怎樣“肇建太古，無文考驗”，行宮最初都不可能憑想象來建造。中華文化的一個特征是“事事有來曆”，中國讀書人思考問題常常“引經據典”，詩詞歌賦“字字有出處”，詩詞的凝練簡潔就在於寥寥三五個字，一點就通，人人明白，最簡潔最通俗常常就最有品味。“羌笛何須怨楊柳”，“疑是銀河落九天”，“寂寞嫦娥舒廣袖”這些能夠長久流傳的詩詞絕品，沒有中華文化背景，無論如何也無法解讀。這既有中華文化背景作底襯，又有張光鑒之“相似論”由相似而聯想的人類共同的思維規律作基礎。沒有炎帝神農氏在此世係流傳的故有之事，就不可能建造並延續“行宮”這樣“肇建太古，無文考驗”的祠宮，不可能有高平至今還遺存46座、上黨地區遺存一百多座炎帝神農祠廟的現實。這就如同村村有關帝廟，是一定有曆史源頭的。
按《山西通誌》記載，“炎帝廟……縣北三十五裏故關村羊頭山上”，因此羊頭山行政隸屬炎帝行宮所在之故關村。炎帝神農氏雖然“遍陟群山、備嚐庶草”，但因獲得嘉禾發明了農業，始創農業耕作，耕作離不開土地，後期應該主要從事種植實踐。再看故關村所屬範圍，羊頭山上有神農城居住地，有神農泉神農井，有種植實驗的五穀畦，村東南方向幾百米就是炎帝陵廟，陵廟之上就是種植實踐推廣耕作技術的藝穀圃，臨終前經過的幾個村都在幾百米以內。以這樣的地理關係，日常活動範圍、居住地、墓地都在一個很小的範圍，二位夫人都娶自附近，幾個兒女都在附近留有記錄。那麼，本世紀初團池鄉開始打出“炎帝神農故裏”的路標，便是有典故、有依據、有道理的。
因此，2001年5月，根據原團池鄉書記米東明的既定發展規劃，繼任黨委書記梁晉高經筆者牽線搭橋，取得山西省民政廳有關領導白春明、石小榮的特別支持，於同年6月28日，將團池鄉正式更名為“神農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