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陸這種毒蟲，常見小的一寸左右，大的兩寸以上，筷子粗。遍布身軀的是黑黃相間的條紋，非常顯眼，即使混在草叢裏，也很容易發現辨別。神農嚐百草，都是有意逐一品嚐，絕無“誤食”的可能，這是與西方醫藥分析化驗根本不同的鑒別方式。神農嚐百草本身就是一件危險的工作，嚐到毒草是預料中事，甚至是計劃中事。因此有神農氏一日中七十毒的記載。至此，我們雖然不知道神農嚐百草首先嚐了哪一種植物，卻已經知道炎帝神農氏親嚐的最後一味中藥是百足蟲。李時珍在《本草綱目》（金陵本）“馬陸”詞條特別注明並署名“時珍曰：馬陸係神農藥”，這是一位中國最著名太醫的曆史研究和真實記錄。
蟲與草兩種名稱、文獻上記載的兩種傳說，經深入采訪考察分析，在高平神農鄉取得了內在的統一，終於解讀了這個曆史懸案。這個重大發現，使炎帝的死因從此得以確認，炎帝陵的存在也就有了進一步的依據。
從此明確，嚐百草、獲嘉穀、始創農耕的炎帝神農氏嚐百足蟲而死，地點在山西高平羊頭山，臨終經過換馬、北營至莊裏村一帶，埋葬地在莊裏炎帝神農氏陵廟的位置。傳說與文獻記載、遺跡物證相互吻合，脈絡清晰，符合生活邏輯，足可取信。
炎帝神農氏為探索百草入藥而獻身，以可貴之軀為中華藥典寶庫填寫了最後一味中藥，其精神已經永垂豈止千秋。
炎帝神農始祖不僅是中華農耕的開山始祖，也是中醫藥的開辟始祖。農作物與中草藥都主要來自植物，因此是藥食同源，都源自土生萬物。炎帝嚐百草，對藥、食兩類植物進行了區分。如哪些草木無毒，可播種食用；哪些有毒，可以毒攻毒，用來醫治某些疾病等等，被後人尊為“藥王”之祖。
氏族名稱之藥
相傳炎帝神農嚐百草、定醫藥，是從發現生薑的藥用開始的。
相傳有一次，神農氏在群山嚐百草中毒，隨後取了一種植物的根塊，嚼碎吞咽下去，不久感覺毒症消釋。在驚異這小小植物塊莖療效神奇之餘，以自己的姓氏“薑姓”為這種神奇的草命名為“薑”，成為一味中藥，同時成為一種食用調味品。炎帝深知許多人平時受盡各種疾病的折磨，無數人不治而亡。於是下定決心，對世間的草木一一品嚐，以確定它們的品味和藥性，然後形成食物種類與醫療藥方，解決了人口發展後的食物短缺與人民的疾病醫治。
由此，神農時代的初始農耕與中華醫藥遂逐漸形成。如果說，中華文明誕生於采摘第一粒穀物種子的手，那麼中華醫藥就誕生於采摘第一味本草的手。這就是中華文明係統中，農耕發源地羊頭山的獨特地位，並與農耕始祖炎帝神農氏之間的關係。
神農嚐百草、定醫藥的事跡，古籍中多有記載：“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拾遺記》）；炎帝神農氏“嚐百草酸鹹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通鑒外記》）；“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溫平寒熱之性……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增補資治通鑒》）。
我國曆代傳承中醫藥理的君臣佐使，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寒熱溫涼四氣，酸鹹甘苦辛五味，六欲七情和合，子午流注，奇經八脈，靈龜八法，飛騰八法等等，都凝聚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肇始神農的中醫中藥文化的傳承和智慧才幹。
如果說《穗書》是傳說中炎帝神農時代農書的話，那麼《方書》即是醫書。當然，那時完備的文字尚未形成，但至少適用的一種記載符號、即初期的文字一定已經產生，以一種記載符號表述藥的種類和劑量，是完全可能、甚至是必須的。炎帝神農氏通過多年品嚐本草，在醫療實踐中探索，終於摸清了各類本草對於人體的藥性，然後將本草按一定比例配製成無數藥方，傳授給人們。這個過程如果沒有一種記載方式是不可想象的。
台灣炎帝神農氏第154代宗孫薑竹先生多年研究認為，炎帝神農氏在醫藥方麵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嚐百草。由於“古時人民野食，致多疾病，毒傷之害，故神農嚐百草，以辨藥性”，即“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二是定醫術。神農嚐草辨味，傳至於民，留下《神農本草》，啟迪和培養了曆代眾多的神醫藥聖。三是試水泉。炎帝神農氏有感於“人民常因飲水而遭毒害者，所以試水泉之甘苦，以分飲用之別”。
農耕與中醫中藥，共同構成了以炎帝神農農耕文明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古代文明，成為世界唯一延續至今的古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