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沒有上過大學，也不曾學過文學藝術。為了消遣，我從小就喜歡看小說，凡是借得到的書，不管什麼流派，不管內容如何，我都看完。數目的確不少。後來在煩悶無聊的時候，在寂寞痛苦的時候，我就求助於紙筆，寫起小說來。有些雜誌願意發表我的作品，有些書店願意出版我的小說，有些讀者願意購買我寫的書，就這樣鼓勵我走上了文學的道路，讓我戴上了“作家”這頂帽子。
不管好壞，從一九二七年算起，我整整寫了四十五年。並不是我算錯，十年浩劫中我就沒有寫過一篇文章。在這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裏，我自己編選的《巴金文集》被認為“十四卷邪書”受到嚴厲批判。在批判會上我和批判者一樣，否定了這些“大毒草”。會後我回顧過去，寫“思想彙報”，又因為自己寫了這許多“邪書”感到悔恨，我真願意把它們全部燒掉！……
所以在“四人幫”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後，就公開地說：“我不會讓《文集》再版”。我並不曾違背諾言，有幾年的事實作證。那麼我是不是就承認我寫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過去我否定過自己，有一個時期我的否定是真誠的，有一個時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認我有種種缺點和錯誤，但是我的小說絕不是“邪書”或“毒草”。我不想重印文集，我卻編選了一部十卷本的選集。我嚴肅地進行這次的編輯工作，我把它當作我的“後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說，保留我的真麵目，讓後世的讀者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在給自己下結論，這十卷選集就是我的結論。這裏麵有我幾十年的腳印，我走過的並不是柏油馬路，道路泥濘，因此腳印特別深。
有這部選集在，萬一再有什麼運動，它便是罪證，我絕對抵賴不了。我也不想抵賴。
二
不是說客氣話，對文學藝術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寫了幾百萬字的文學作品，也是事實。這種矛盾的現象在文學界中是常見的，而且像我這樣的“闖入者”為數也不會少。對自己的作品我當然有發言權。關於創作的甘苦，我也有幾十年的經驗。我寫作絕非不動腦筋。我寫得多，想得也不會少。別人用他們製造的尺來量我的作品，難道我自己就沒有一種尺度？！
過去我在寫作前後常常進行探索。前年我編寫《探索集》，也曾發表過五篇關於探索的隨想。去年我又說，我不同意那種說法：批評也是愛護。從三十年代起我就同批評家打交道，我就在考慮創作和評論的關係。在寫小說之前我就熟習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評論家別林斯基的事情。別林斯基讀完詩人涅克拉索夫轉來的《窮人》的原稿十分激動，要求涅克拉索夫盡快地把作者帶到他家裏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見到了別林斯基，這個青年作者後來在《作家日記》中這樣寫著：他漸漸地興奮起來，眼睛發亮，熱烈地講起來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寫的什麼嗎！您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藝術家，才能夠寫出這樣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寫的可怕的真實嗎？像您這樣的年輕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個小公務員是那樣卑屈，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處境悲慘。他認為哪怕一點點抱怨都是膽大妄為。他不承認像他這樣的人有‘痛苦的權利’。然而這是一個悲劇！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們批評家說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而你們藝術家憑想象竟然接觸到一個人靈魂的深處。這是藝術的奧妙，藝術家的魔術！您有才華！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會成為大作家。”
這是從一本意大利人介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書中摘錄下來的。書裏麵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話，回憶、日記和書信，中間也有少數幾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寫的回憶。編輯者把它們集在一起編成一本一百三十六頁的書，“注釋2”反映了小說家六十年艱辛的生活，他的經曆的確不平凡：給綁上了法場，臨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亞做了四年的苦工，過著長期貧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鬆手中的筆。想到他，我的眼前就出現一個景象：在暴風雪的襲擊之下，在泥濘的道路上，一個瘦弱的人昂著頭不停腳地前進。生活虧待了他，可是他始終熱愛生活。他僅次於托爾斯泰，成為十九世紀全世界兩個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編者所說“加強了對生活的信心”。他不是讓衙門、讓沙皇的寵幸培養出來的，倒是艱苦的生活、接連的災難培養了他。《窮人》的作者同批評家接觸的機會不多，別林斯基當時已經患病，過兩三年就離開了人世，接著年輕小說家也被捕入獄。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別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稱為“可怕的和殘酷的批評家”的別林斯基對《窮人》的作者講的那段話，他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作家、對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歲的批評家並沒有叫二十四歲的青年作者跟著他走，他隻是勸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