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當年從法國作家那裏受到的教育。雖然我“學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我還不能不感激老師。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沒有出賣靈魂，還是靠著我過去受到的教育，這教育來自生活，來自朋友，來自書本，也來自老師，還有來自讀者。至於法國作家給我的“教育”是不是“幹預生活”呢？“作家幹預生活”曾經被批判為右派言論，有少數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頭。我不曾提倡過“作家幹預生活”，因為那一陣子我還沒有時間考慮。但是我給關進“牛棚”以後，看見有些熟人在大字報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麵目”，我朝夕盼望有一兩位作家出來“幹預生活”，替我雪冤。我在夢裏好像見到了伏爾泰和左拉，但夢醒以後更加感到空虛，明知伏爾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們也隻好在“牛棚”裏搖頭歎氣。這樣說，原來我也是主張“幹預生活”的。
左拉死後改葬在先賢祠，我看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他對平反德萊斐斯冤獄的貢獻，人們說他“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至今不見有人把他從先賢祠裏搬出來。那麼法國讀者也是讚成作家“幹預生活”的了。
最後我還得在這裏說明一件事情，否則我就成了“兩麵派”了。
這一年多來，特別是近四、五個月來，讀者的來信越來越多，好像從各條渠道流進一個蓄水池，在我手邊彙總。對這麼一大堆信，我看也來不及看。我要搞翻譯，要寫文章，要寫長篇，又要整理舊作，還要為一些人辦一些事情，還有社會活動，還有外事工作，還要讀書看報。總之，雜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單幹戶”，無法找人幫忙，反正隻有幾年時間，對付過去就行了。何況記憶力衰退，讀者來信看後一放就忘，有時找起來就很困難。因此對來信能回答的不多。並非我對讀者的態度有所改變，隻是人衰老，心有餘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況能有好轉，我也願意多為讀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隻有向讀者們表示歉意。不過有一點讀者們可以相信，你們永遠在我的想念中。我無時無刻不祝願我的廣大讀者有著更加美好、更加廣闊的前途，我要為這個前途獻出我最後的力量。
可能以後還會有讀者來信問起寫作的秘訣，以為我藏有萬能鑰匙。其實我已經在前麵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謂秘訣的話，那也隻有這樣的一句：把心交給讀者。
2月3日。
“注釋1”本篇最初連續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六、七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注釋2”徐某某可能表示“抗議”說：“我上麵還有‘長官’，我按照他們的指示辦事。我也隻是講講話，罵罵人。執行的是別人，是我下麵的那些人。他們按照我的心思辦事。”總之，這一夥人中間的任何一個都是四十年代的督學所望塵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