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說，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不僅在今天，在當時我就有這樣的看法，可是我並沒有站出來替他講過話，我不敢，我總覺得自己頭上有一把達摩克利斯的寶劍。從文一定感到委屈，可是他不聲不響、認真地幹他的工作。政協會議以後，第二年我去北京開會，休會的日子我去看望過從文，他似乎很平靜，仍舊關心地問到一些熟人的近況。我每次赴京，總要去看看他。他已經安定下來了。對磁器、對民間工藝、對古代服裝他都有興趣，談起來頭頭是道。我暗中想，我外表忙忙碌碌，有說有笑，心裏卻十分緊張，為什麼不能坐下來，埋頭譯書，默默地工作幾年，也許可以做出一點成績。然而我辦不到，即使由我自己作主，我也不願放下筆，還想換一支新的來歌頌新社會。我下決心深入生活，卻始終深不下去，我參加各種活動，也始終浮在麵上，經過北京我沒有忘記去看他，總是在晚上去，兩三間小屋，書架上放滿了線裝書，他正在工作，帶著笑容歡迎我，問我一家人的近況，問一些熟人的近況。兆和也在，她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偶爾談幾句雜誌的事。有時還有他一個小女兒（侄女），他們很喜歡她，兩個兒子不同他們住在一起。
我大約每年去一次，坐一個多小時，談話他談得多一些，我也講我的事，但總是他問我答。我覺得他心裏更加踏實了。我講話好像隻是在替自己辯護。我明白我四處奔跑，卻什麼都抓不住。心裏空虛得很。我總疑心他在問我：你這樣跑來跑去，有什麼用處？不過我不會老實地對他講出來。他的情況也逐漸好轉，他參加了人民政協，在報刊上發表詩文。
“文革”前我最後一次去他家，是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就要動身去越南采訪。是在晚上，天氣熱，房裏沒有燈光，磚地上鋪一床席子，兆和睡在地上。從文說：“三姐生病，我們外麵坐。”我和他各人一把椅子在院子裏坐了一會，不知怎樣我們兩個人講話都沒有勁頭，不多久我就告辭走了。當時我絕沒有想到不出一年就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我頭上那把利劍，正在緩緩地往下墜。“四人幫”後來批判的“四條漢子”已經揭露出三個，我在這年元旦聽過周揚一次談話，我明白人人自危，他已經在保護自己了。
旅館離這裏不遠，我慢慢地走回去。我想起過去我們的辯論，想起他勸我不要浪費時間，而我卻什麼也搞不出來。十幾年過去了，我不過給添了一些罪名。我的腳步很沉重，仿佛前麵張開一個大網，我不知道會不會投進網裏。但無論如何一個可怕的、摧毀一切的、大的運動就要來了。我怎麼能夠躲開它？
回到旅館，我感到精疲力盡，第二天早晨我就去機場，飛向南方。
六
在越南我進行了三個多月的采訪，回到上海，等待我的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每周開會討論一次，人人表態，看得出來，有人慢慢地在收網，“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場了。我有種種的罪名，不但我緊張，朋友們也替我緊張，後來我找到機會在會上作了檢查，自以為卸掉了包袱。六月初到北京開會（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機場接我的同誌小心囑咐我“不要出去找任何熟人”。我一方麵認為自己已經過關，感到輕鬆，另一方麵因為運動打擊麵廣，又感到恐怖。我在這種奇怪的心境之下忙了一個多月，我的確沒“出去找任何熟人”，無論是從文、健吾或者冰心。
但是會議結束，我回到機關參加學習，才知道自己仍在網裏，真是在劫難逃了。進了“牛棚”，仿佛落入深淵，別人都把我看作罪人，我自己也認為有罪，表現得十分恭順。絕沒有想到這個所謂“觸及靈魂”的“革命”會持續十年。在靈魂受到熬煎的漫漫長夜裏，我偶爾也想到幾個老朋友，希望從友情那裏得到一點安慰。可是關於他們，一點消息也沒有。我想到了從文，他的溫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對他講過的那句話：“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鐵錘在我的頭上敲打。我哪裏有信仰？我隻有害怕。我還有臉去見他？這種想法在當時也是很古怪的，一會兒就過去了。過些日子它又在我腦子裏閃亮一下，然後又熄滅了。我一直沒有從文的消息，也不見人來外調他的事情。
六年過去了，我在奉賢縣文化係統五七幹校裏學習和勞動，在那裏勞動的有好幾個單位的幹部，許多人我都不認識。有一次我給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後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協分會舊址學習，我剛剛在指定的屋子裏坐好，一位年輕姑娘走進來，問我是不是某人，她是從文家的親戚，從文很想知道我是否住在原處。她是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我在於校見過。從文一家平安，這是很好的消息，可是我隻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處，她就走了。回到幹校，過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見她，她說從文把我的地址遺失了，要我寫一個交給她轉去。我不敢背著工宣隊“進行串連”，我怕得很。考慮了好幾天，我才把寫好的地址交給她。經過幾年的改造，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遵守的信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並不希望從文來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來。我回家休假，蕭珊已經病倒，得到北京寄來的長信，她拿著五張信紙反複地看，含著眼淚地說：“還有人記得我們啊！”這對她是多大的安慰！
他的信是這樣開始的：“多年來家中搬動太大，把你們家的地址遺失了，問別人忌諱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們住處。大致家中變化還不太多。”
五頁信紙上寫了不少朋友的近況，最後說：“熟人統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們生活種種，我們都十分想知道。”
他還是像在三十年代那樣關心我。可是我沒有寄去片紙隻字的回答。蕭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兩個月便離開人世。我還是審查對象，沒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蕭珊病逝。
我為什麼如此缺乏勇氣，回想起來今天還感到慚愧。盡管我不敢表示自己並未忘記故友，從文卻一直惦記著我。他委托一位親戚來看望，了解我的情況。七四年他來上海，一個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兒進醫院待產，兒子在安徽農村插隊落戶，家中冷冷清清，我們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沒有拘束，談得很暢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結論”已經下來：一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七
等到這個“結論”推翻，我失去的自由逐漸恢複，我又忙起來了。多次去北京開會，卻隻到過他的家兩次。頭一次他不在家，我見著兆和，急匆匆不曾坐下吃一杯茶。屋子裏連寫字桌也沒有，隻放得下一張小茶桌，夫妻二人輪流使用。第二次他已經搬家，可是房間還是很小，四壁圖書，兩三幅大幅近照，我們坐在當中，兩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那個晚上，可是壓在我們背上的包袱已經給甩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動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們不容易交談，隻好請兆和作翻譯，談了些彼此的近況。
我大約坐了不到一個小時吧，告別時我高高興興，沒有想到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麵，我以後就不曾再去北京。當時我感到內疚，暗暗地責備自己為什麼不早來看望他。後來在上海聽說他搬了家，換了寬敞的住處，不用下樓，可以讓人攙扶著在屋子裏散步，也曾替他高興一陣子。
最近因為懷念老友，想記下一點什麼，找出了從文的幾封舊信，一九八〇年二月信中有一段話我一直不能忘記：“因住處隻一張桌子，目前為我趕校那兩份選集，上午她三點即起床，六點出門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讓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讓她使用到下午六點，她做飯，再讓我使用書桌。這樣下去，那能支持多久！”
這事實應當大書特書，讓人們知道中國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工作。盡管他說“那能支持多久”，可是他在信中談起他的工作，勁頭還是很大。他是能夠支持下去的。近幾個月我常常想：這個問題要是能早解決，那有多好！可惜來得太遲了。不過有人說遲來總比不來好。
那麼他的訃告是不是也來遲了呢？人們究竟在等待什麼？我始終想不明白。難道是首長沒有表態，記者不知道報導應當用什麼規格？有人說：“可能是文學史上的地位沒有排定，找不到適當的頭銜和職稱吧。”又有人說：“現在需要搞活經濟，誰關心一個作家的生死存亡？你的筆就能把生產搞上去？！”
我無法回答。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動筆更困難，思想更遲鈍，講話聲音更低，我感覺到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逐漸在老死。我和老友見麵的時候不遠了。……
倘使真的和從文見麵，我將對他講些什麼呢？
我還記得兆和說過：“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靜，看樣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風大浪中已盡了應盡的責任，清清白白，無愧於心。”他的確是這樣。
我多麼羨慕他！可是我卻不能走得像他那樣平靜，那樣從容，因為我並未盡了自己的責任，還欠下一身債。我不可能不驚動任何人靜悄悄離開人世。那麼就讓我的心長久燃燒，一直到還清我的欠債。
有什麼辦法呢？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我是躲避不了的。
1988年9月30日。
“注釋1”本篇原收入一九八九年四月湖南文藝出版社版《長河不盡流》，係該書之“代序”。
“注釋2”短篇集：指《湖畔》，署叔文著。一九四一年六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