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瞞盜案是最大的虐政，既傷害了百姓，又助長了強盜的威風。道光二十五年（1845），簡州一屬，發生劫案三百多起，都沒有上報，這是簡州知州濮瑗親口對我說的。當時寶興任四川總督，工於粉飾太平，下屬也就一心迎合，報喜不報憂，所以盜賊充斥，生靈塗炭。我仔細製定章程，通令各州縣，凡民間上報的盜案，地方官必須在三天之內先用夾單稟明總督和臬司，再派人緝拿。我接到稟報後，如有情節嚴重或者金額很大的，立刻派員前往協助緝拿，並給以獎勵，同時請示琦相，命令當地駐軍前往剿捕，如果是拿獲了要犯，也一並上報朝廷記功獎勵。
各州縣的盜案，近來因為我大力整頓，不再敢隱瞞不報了。可是為了提高破案率，誣良為盜的現象又多起來。
仁壽縣縣令劉鈞貽，因為縣內連報劫案，臬司衙門督捕很緊，劉縣令於是將十五人名嫌犯解送到省裏。審問時，這十五個人都大聲喊冤——我起初並不感到驚奇——為了逃脫懲罰，盜犯過堂時沒有不抵賴的。可是等到鄰縣拿獲正犯，起獲了贓物，招供的人犯裏卻沒有這十五人的名字，而且這十五個人彼此不相識，鄰縣抓獲的強盜也不認識這十五人，我這才感到非常驚詫。我當即下劄文調劉縣令來省裏親自審問，提取正犯與嫌犯對質，劉縣令啞口無言——原來他也是被捕役愚弄了。他的昏庸本來可以原諒，不料他竟惱羞成怒，喪心病狂，將發回的十五人一律關押拷打致死，這就是有心作惡了。僅僅撤掉這個畜生已經不足以告慰那些無辜的死者了，可是我又能把他怎麼辦呢？
此外如犍為縣縣令段榮恩、金堂縣縣令李希鄴、南川縣縣令趙旭初，都曾誣良為盜，我無論如何不敢因為要遷就這些屬員而草菅人命。所謂“救生不救死”的說法，都是那些無才無德的師爺們的邪說，最容易造下冤孽，隻會導致凶徒漏網，死者含冤。我認為，所謂互相打鬥殺人，乃是一時之憤，彼此互毆，也不知誰死誰活，審問時代為開脫，於情於法，都說得過去；至於故意謀殺的凶犯，有什麼值得憐憫的？曲法施恩，難道不念及那些死者的冤屈嗎？
辦理秋審，今年也沒有什麼出入。我連續三年辦理秋審。每次都是七八百起，證據確鑿立即行刑的就有一百多起——這數目是其它省所沒有的。
辦理盜案時，更要持平，這些為非作歹之徒，法所不宥。可是案件卷宗裏卻常記載有以下這種情形：入室搜贓的不過二三人，而把風接贓卻有七八人——怎麼會有這種事呢？還有的卷宗裏寫的是把風，而盜犯自己招供為入室搜贓的。發審後，才知道是縣裏故意為他開脫——並非盜犯狡猾；更有將已死的盜犯定為為首犯，而將已抓獲的犯人定為把風的，沒有抓獲的罪犯定為入室搶劫的，中間詭異的地方實在太多。在州縣官員，是為了規避處分，不過顧及考成而已；而盜賊縱橫，關係國家治亂。我通令屬下各州縣，以後審辦盜案，在外把風瞭望的人數不準超過入室捜贓的人數。我幾次詢問盜匪，他們都說：“我等各拚性命，怎麼能容忍那些在外把風的人分贓呢？”所以事實上幾乎沒有不入室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