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丁玲同誌一樣，我的第一本小說也是由葉聖陶老人介紹給讀者的，不過晚幾個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我從法國回到上海，丁玲的短篇集《在黑暗中》在開明書店出版，受到人們的注意。我並不認識葉聖老，也不曾跟他通過信，我後來托索非把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轉給《小說月報》時，他早已不代編《月報》了。我還在《月報》上發表過幾個短篇。葉聖老在一九三一年也曾向索非要過我的稿子，是為了他主編的《婦女雜誌》組稿（好像他擔任這個職務並不久）。我寫了《亞麗安娜》交給索非轉過去。那是一個波蘭革命姑娘的真實故事。小說很快就刊了出來。其實說快，也是在幾個月之後，當時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幾種雜誌都脫期，而且總是落後幾個月。但它們都是名牌刊物，獨家經營，沒有競爭對手，不愁賣不出去，因此脫期成了家常便飯。我隻記得我拿到發表《亞麗安娜》的那期刊物時，葉聖老已經離開《婦女雜誌》，或者甚至離開了商務印書館。我以後也就不曾再給《婦女雜誌》寫稿，因為新的主編思想右傾。那個時候情形複雜，但又有趣，人們並不隨便把別人劃成“右派”，也不需要請人給自己戴上帽子。不過進步與落後的劃分卻是十分明顯、非常自然。即使你有錢有勢，讀者也不會跟著你跑。商務印書館那些雜誌經常變換它們的主編，官方施加壓力，刊物便朝右擺。過了一段時間刊物又逐漸恢複本來麵目，因為它們不願被讀者拋棄。但是第二年初“一·二八”上海事變發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給日軍炮火轟毀，這以後除了《東方雜誌》不久複刊外，其他的刊物都自動停刊。《東方雜誌》由胡愈之繼續編了一個時期，我的中篇小說《新生》的初稿，一九三二年同《小說月報》編輯部一起燒成灰燼，我重寫了它，一九三三年《東方雜誌》連載了《新生》的第二稿，徐調孚兄為它花費了不少的心血。《小說月報》停刊後，調孚兄去開明書店工作，業餘為《東方雜誌》編輯文藝欄，每期發表兩三篇作品。《東方雜誌》月出兩冊，辦得很精彩，思想進步，受讀者歡迎。但是不說也想得到，從上麵來了壓力，南京講話了。然後愈之離開，換上汪精衛派的李聖五，他把雜誌抓在手裏，一直到抗戰爆發，雜誌停刊，他跟著主子走上了絕路。
葉聖老離開商務後到開明書店編《中學生》月刊，我原是這雜誌的撰稿人，也繼續為它寫稿。但我很少有機會見到葉聖老。我不和索非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時期中，先在我舅父家住了將近一年，以後又去南北一些地方旅行，我不是為了遊山玩水，隻是去尋求友誼。我認識了不少的朋友，為這些朋友我寫了更多的文章。直接向我組稿的人多起來了。我無法隱姓埋名，隻好用文章應酬朋友，於是我成了所謂“多產”的作家，在各種各樣的刊物上都出現了我的名字。我在一篇題作《靈魂的呼號》的序文中訴苦說：“拿文章來應酬，到後來就是拿名字來應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後來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不過我又說：“我的文章是寫給多數人讀的。我永遠說自己想說的話。……”記得就是在這個時期葉聖老和調孚兄托索非帶口信來，勸我慎重發表文章，我沒有認真考慮他們的意見，可是我感謝他們的關心。特別是對葉聖老，我漸漸地領會到他把我送進文壇後，雖然很少跟我接觸，很少同我交談，卻一直在暗中注視著我。
我常常這樣想，也仿佛常常看見那張正直、善良的臉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責備我，他是在鼓勵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會恢複勇氣，在正路上繼續前進。我指的不僅是寫作的道路，還有做人的道路。這樣的朋友我不止有一位，但葉聖老還是我的老師。這樣的老師我也有不止一位，而葉聖老還是我的頭一本小說的責任編輯。我還說過他是我的一生的責任編輯，我的意思是——寫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內。當然我的一切應當由我自己負責，但是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一步，總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師，特別是我的“責任編輯”，那就是葉聖老，因為他們關心我，我不願使他們失望，我不能辜負他們對我的信任，我今天還是這樣想，還是這樣做，還是這樣地回憶那些忘不了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