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皇太極未敢在天聰年間攻取山海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明軍十分重視山海關這個京師的門戶，因此在關前關上層層設防，並不十分易攻。明朝統帥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之所以反對王在晉、高第等人放棄遼西，退守山海的意見，就是企圖在山海關外層層布防――大淩河、小淩河、寧遠、錦州、鬆山、杏山，乃至中前所、中後所、前屯衛，即所謂“守關當於關外守之”，張岱《石匱書後集》卷1，“袁崇煥列傳”。使皇太極攻取山海等於攻取十數個堅城，所耗代價並非可與僅攻一山海關城可比。因此，天聰三年、八年，崇德元年、三年、七年等幾次入關，都繞道西行，或從蒙古科爾沁草原進入喜峰口，或入山西趨宣大，或由延慶入居庸關，或由牆子嶺毀邊牆而入，全不考慮山海關。而天聰三年袁崇煥回援京師，正是自山海關調集各部扼守，自己搶居薊州，崇德元年阿濟格出邊攻明，皇太極又另派多爾袞、多鐸等人率勁旅往山海關進發，牽製彼處的明軍，說明山海關的防守力量還是較強的。正如後來皇太極所認為的那樣，“大軍屢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麵欲取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可”。委遠源：《聖武記》卷1，“開國龍興記三”。此處“四城”指錦州，鬆山，杏山，塔山，中華書局，1984年，第29頁。結果崇德六年到七年，清軍連克錦州、鬆山、杏山、塔山，開始打開通往山海關的通路。於是，崇德七年(1642)九月，李國翰、佟圖賴、祖澤潤、祖可法、張存仁等一齊請求皇太極“直取北京，控斷山海”，以成大業，而皇太極仍堅持認為“北京如大樹，不先削其兩旁，何能傾仆。朕今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克山海關？”《清太宗實錄》卷39，崇德七年九月初五日。此處“四城”指寧遠；中前所，中後所，前屯衛。他這種充分認識自己的實力，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消滅敵人有生力量，而決不急躁冒進的戰略思想是極其難得的，從實踐上看，也是非常正確的。
到順治元年三月中旬，由於吳三桂奉詔盡撤遼民入關，關外寧遠諸城便為清軍不戰而得，清軍且乘勝追至關下，“屯紮懊惱嶺下，不攻關，亦不去”，等待多爾袞的命令。按照皇太極生前的想法，這時攻打山海關可謂時機成熟，但他無法料及的是，形勢有了突然變化，農民軍已攻占了北京，甚至山海關也已為農民軍所有。那麼，多爾袞這次全力攻明是否可以攻取這個軍事重鎮，然後進逼畿輔，抑或仍舊走老路，繞道向西，“毀邊牆而入”？
二、吳三桂降清。
吳三桂降而複叛於農民軍，重據山海關後，自己已處於腹背受敵的窘境。既然與農民軍不共戴天，就勢必求助於夾外清軍。且不說吳三桂與清朝統治者有著階級性質上的一致，其親屬部下同僚大都在為清朝服務這一點，也對他降清極為有利。特別是吳三桂打出為恢複明朝而戰、替先帝複仇的旗號邀請清軍入援，不僅對於降清的他心理上是個安慰，在號召漢人官紳方麵也會順利得多。於是，吳三桂立即派人召集山海關的士紳大戶，緊急商議如何對付非常可能出現的農民軍大軍平叛的情況。正像這些士紳之一的佘一元詩中所記述的：“一朝忽下令，南郊大閱兵。飛騎喚吾儕，偕來共參評”。但是，由於山海關城小人多，很多居民商賈又因戰亂而遷移，因此吳軍的供給已成問題。“倉庫淨如洗，室家奔匿多。關遼五萬眾，庚癸呼如何！”但事情緊急，隻有強向百姓紳商征餉，所謂“捐輸兼斂科”，然後把全體軍民全部武裝起來，準備對付農民軍的討伐。民國《臨榆縣誌》卷8，“輿地編？紀事”，餘一元“述舊事詩”五首。隨即他們又一同定計，一方麵派人出關向清軍求援，一方麵又派人西去，向農民軍詐降，以爭取時間，等待清軍來助。
三月二十六、七日吳三桂自玉田叛歸山海關，四月初消息便傳入京師，但未得確證。至唐通被擊潰，吳三桂正式扯大旗宣布反對大順權利確已為李自成所知，已是四月初十左右，這一日，“平西伯吳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盡傳”。彭孫貽：《流寇誌》卷12，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5頁。李自成聞訊，便於十二日召集部下商議東征，並定於次日啟程，親征山海關。行期一定，李自成便將明大學士陳演、定國公徐允貞、新建伯王光通等官員貴戚六十餘員斬於西華門外，留牛金星、李牟等人守京師，以安後方。十三日，李自成率劉宗敏、李過等數萬人馬，《流寇誌》說是五萬，《孤臣紀哭》，《四王合傳》，以及《明史紀事本末》，《罪惟錄》等均作六萬，當為此數。加上已赴山海關的唐通，白廣恩所部三萬，當有十萬上下，所以《流寇誌》後又說“自成合兵十餘萬攻之”出東長安門赴通州，十五日抵密雲，十七日至永平，十八日便派先頭部隊前去攻打山海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