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來麵若桃花，甚至呼吐出的氣息都帶有一股奶與花蜜混合的香甜。年幼的時候，他是我的驕傲。那些年長的年若的三角城居民，都喜歡多看他幾眼，更貼近他一些，以便嗅食那種香味兒，並把它帶到夢裏。年長起來，他卻日漸腐壞，成了我的恥辱。他在30歲的年紀上依舊麵白唇紅、笑靨蕩漾，依舊渾身香氣，走起路來嫋嫋娜娜的樣子，隻有說起話來聲音還算金屬。他的樣子如此顛覆，倒也不足為奇。對於民風淳樸的三角城來說，他畢竟是一朵土生土長的男性之花，除去早已進入傳說之外，還是有讓人司空見慣的一麵。令我再不敢與他同行於街市的恥辱柱有兩根。一根是他得了冠軍，在全市首屆踢毽子比賽中。那次比賽報名參賽的一律是女性，隻有他一名男性，結果他脫穎而出，技壓群芳。另一根是他終於如願以償，擠進了三角城棉紡織廠，當上了一名紡織男工。我身邊的朋友都在咿咿呀呀地說，這可破了紀錄，蓋了帽，絕了頂，因為金金金是三角城有史以來的第一位長把柄的蜘蛛女。
附注：金金金是我舅舅的名字，他自己取的。我外婆和外公給他起的名字叫金鑫。他唱兒歌跳猴皮筋的時候把它打散，唱成了金金金金。上初中那一年，他決定以金金金金來注冊登記，負責登記的婦女老師被日本兵強奸過，反對他用日本式的4字名，削減掉一個，我舅舅覺得倒也差強人意。與他同時上初中的歐陽強大和淳於莫名，也都被女老師削去名字的慧尾，成為歐陽大和淳於莫。
再附注：蜘蛛女是我們這群惡少對紡織女工的惡稱。棉紡廠是三角城內惟一一片工業區，占據了三角城東南角的好大一片區域，廠區內沒有任何一個男性。老人們說，連飛進去的麻雀都全是雌性的，沒一個公的。每當下班的時候，女工們總是披散著飛瀑一般的長發湧現在街上。她們都剛剛在工廠裏的浴池裏洗過澡，不無炫耀與自戀地把一天中緊束在頭頂、緊壓在帽底的秀發嶄露給小城的夕陽與夕樹。在我們還不懂得尊崇秀發之美的禿小子時代，她們的來勢，她們的陣容，她們的職業屬性，一度暈眩了我們的童年。把她們與蜘蛛聯想到一起，是我們狹窄的想象之渠中能夠通流的惟一一股淨水。於是，我們躲在樹後和牆頭，由其中膽子最大的喊“一”和喊“二”，然後由膽兒小的和膽兒大的一起喊：“蜘蛛女，不上班！”到現在為止，我也不知道，喊她們“不上班”是對她們怎樣的羞辱。
他的姐姐生下我的時候，他15歲，她25歲。她在鐵路醫院裏當護士，他在鐵路一中讀初二，她沒時間帶孩子，他卻喜歡帶孩子，繈褓中的我便成了他課餘時間的主修課程。他做任何事都很細致，很溫柔。聽我媽媽說，我的繈褓中一年三季充滿花香，春天是桃花梨花迎春花，秋天是玫瑰和野菊，冬天是幹茉莉，它們是金金金從茉莉花茶中“采摘”出來的。通過媽媽的記憶和對比比我更小的寶寶，我把自己的嬰幼年想象為花香、乳香和尿香和尿騷氣混合的味道。
我的最初記憶與媽媽爸爸無關。它棲落在舅舅的懷裏和背上，撲扇著毛茸茸的翅膀。舅舅有時抱著我，有時背著我，清晨去看朝陽，用草尖上的露滴沾濕我的頭發，說一些“我們都是草木，春天來秋天走”的話給我聽，晚上就是麵朝西方，靜靜地站著，陪伴太陽西落，不錯過它的最後一線光輝。我是個調皮搗蛋的孩子，但是那些時刻，從來不鬧不吵。如有神力灌注於場景與血液之間。
他的姐姐是個粗枝大葉的人，連他在日漸成為三角城西北一帶的著名人物都一無所知。
他的名聲首先來自於背我和抱我的方式。他摹仿日本電視劇的女主人公，為我親手縫製成三塊背巾，一塊橙黃鑲銀邊兒，一塊土紅繡鳳凰，一塊是墨藍色。他輪替著用它們包住我的腰身和屁股，背著我去看豪雨過後的溝渠，去白樺樹林進而聽鳥唱歌，也去劇院看戲看電影。他長得細高挑，我們走在街上，會有比他小比我大的小學生大聲喊他：“喂，男阿信！你從哪兒生的孩子呀！”另一些孩子就嘻笑著應答：“從屁眼兒！”我衝他們哭，衝那夥山歌賊，大聲地叫著嚎著哭。雖然我還不諳人事，但我是一頭幼獅，憑藉原生的敏銳就能嗅出欺淩的訊息。哭聲把他們嚇跑後，我發出了來此世界的第一聲呼喚。媽媽。他吃驚地轉過頭來，把我的唇緊貼在他的左頰上。
等我上了小學，他高中畢業沒有工作在家賦閑的時候，我問過他，為什麼要用日本女人的方式背我。他說，那是他所看到的最輕鬆又最含辛茹苦的背孩子方式。三角城人背孩子，一般不借助工具，隻是把孩子向背上一顛，要孩子雙臂環住脖頸或雙手攀住雙肩，疼孩子的人反背雙臂用雙肘和雙手夾孩子的雙腿，背起或放下雖然較為便利，但背負的過程雙方都要付出努力，而且是雙方都要專注於“疼”這個姿勢，定型在這個動作上，不可稍有鬆懈，否則孩子就會從背上仰摔下去，造成腦震蕩，或者成為二傻子。日式背法，既解放了背負者的雙臂雙手，又解放了孩子，不讓人生的負擔過早地攤派到小孩子的身上。“媽媽”隻要使用負重的力就行了，負重的樣子卻最鄉土。而且，它還可以進行詮釋。娃娃小的時候，可以視為背著一個布娃娃，娃娃個兒頭兒太大太沉的時候，又可以視為人生的重扼壓在脊背上。無論如何，都是詩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