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作為修正主義鼻祖的伯恩施坦深受康德主義的影響，他運用新康德主義“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闡發了自己的修正主義思想。伯恩施坦修正主義關於社會主義中必須引進倫理因素，倫理因素對曆史發展起決定作用的思想；關於資本主義通過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黨應該成為改良的黨、全民黨的思想，等等，都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價值論的形成和黨的性質的轉變起了直接的影響作用。
第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口號。雖然康德的倫理學、新康德主義、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對德黨基本價值論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但“自由、公正、團結互助”三個基本價値的提法是直接來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自由、平等、博愛”這一政治口號。
“自由、平等、博愛”作為一種思想體係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的產物。資木主義的發展必然受到封建製度的陰礙和束縛，新興資產階級為發展資本主義，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必然要求擺脫種種封建桎梏，改變自己的無權地位，把矛頭指向封建製度，指向王權和維護王權的神權。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衰朽的封建勢力的鬥爭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也就是“人權”對“王權”，“人道”對“神道”，“自由、平等、博愛”對封建專製、封建等級製度和封建特權等思想意識的鬥爭。
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作為法國資產階級反封建鬥爭的綱領——《人權宣言》中打出了“自由、平等”的口號，到1792年法國宣布為共和國的國民公會時期，正式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作為三位一體的政治口號。後來於1848年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時期，“自由、平等、博愛”為三位一體的政治口號第一次被載入憲法。所以，“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口號作為一種倫理思想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日益成為資產階級的信念和要求，對資產階級革命產生過重大影響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價値論基本上照搬了法國大革命時期“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口號，隻不過是用“公正”代替了“平等”，用“團結互助”代替了“博愛”。可是，“自由、平等、博愛”雖然在曆史上曾起過進步作用，反映了資產階級要求擺脫封建朿縛和要求自由的強烈願望，並推動了法國大革命的深入發展，但它畢竟是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德國社會民主黨用其作為基木價值的內容，其階級性和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否符合人之尊嚴的抽象倫理為前提提出來的，而不是直接從現實中得出來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空想性和極大的局限性。盡管基本價值論的產生有其客觀的曆史條件，德國社民黨在完善基本價値理論的過程中，也一再強調要從“現實的社會經濟關係出發。”但絲毫改變不了基本價值與具體的社會經濟內容相脫節的事實，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基本價值論的主觀空想性。例如，基本價值論要求建立一個符合人之尊嚴的社會，但又不願為其創造相應的條件，從根本上消滅私有製和人壓迫人的製度，摧毀精神、政治、民族和其它方麵的壓迫，消除階級的特權和偏見，從而使人們真正有可能擺脫任何有損於人的尊嚴的依賴關係，這就使基本價値追求的目標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盡管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了使基本價値論能自圓其說，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為減少和消除各階級各階層成員之間在經濟利益和經濟權利分配方麵不公正觀象”以及“為保障所有人健康發展和過上符合人之尊嚴的生活”而采取前社會福利保障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這些措施是以不觸動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為前提，僅僅是資本主義製度範圍內的有限的改良，因而有著極大的局限性。同時，倫理道德觀念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的內容是由產生它的物質社會關係決定的，是有具體的曆史內容的，在階級社會中是有階級性的。在階級社會中，人們對自由、公正、團結互助等倫理觀念的解釋是各種各樣的，有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世界上沒有適用於各個時代、各個社會、各個階級的普遍的、一般的倫理道德。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結果，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發展規律決定的。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價値論把“自由、公正、團結互助”等倫理觀念看作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把倫理觀念放在對曆史進程起塑造作用的地位，並且認為“自由、公正、團結互助”可以成為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的共同基本價值，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及其規律性，否定了道德觀念的相對性，從根本上來說，是唯心主義的。
原載《世界社會主義思想通鑒》1996年6月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