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請求見毛主席。等了一會，毛主席那裏來電話要我去。我很高興去了。這是最後得見毛主席。
見麵握手以後，他說：“這兩年你都不見我看我了。”
的確，這兩年除了開會外，我很少單獨去見毛主席，這是違反以前多年的習慣的。
解放初，最早我住黨校，隨後毛主席要叫我練習做點事，要我住中南海，因為打電話到黨校找我來一趟至少要半個鍾頭或不止半個鍾頭，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後，見麵倒是很方便，而且我總是隨找隨到。但是，“文革”後，江青對我幹涉過見毛主席的事，說我每次說話太久。過一段時間，恰巧劉叔晏沒有經過我同意，我又住在釣魚台，她就自己經過公安部在住處做錯一件事（查一個腳印，本來是無聊的事，如果我先知道，我想是不會讓做的）。事後謝富治向江青彙報，江青於是就對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們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
本來我因為書堆得很多，又想有時找一些同誌一起做點事較方便，所以請北京市委負責同誌幫找一個地方，即新建胡同。江青下令把我趕出中南海，於是全家就在新建胡同安置了。自此以後，要見毛主席，總要先打電話向秘書打聽，主席起床沒有，有沒有客人等等。有幾次打聽得很不愉快，有時秘書就幹脆說，“我要回家了”。於是我感覺要見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漸漸地不單獨求見毛主席了。這樣事，首先要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說清楚的。當然，對黨來說，這不過是極微小的事，但毛主席這時見麵劈頭一句話就提“兩年不見”的問題。
毛主席說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來見了。還說我文章也不寫了，總是動動嘴巴，叫別人去寫……
毛主席談話很簡短。結束時，他說，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塊工作的幾個人談談。最後一句是：“團結起來”。
於是，我去找江青。到廬山後，江青兩次打電話要我到她那裏去，我沒去；後來又來電話說要來我這裏，她也未來。所以，一直未見麵。這次，去她那裏，她說：“稀客！稀客！”什麼話也沒有說，就要我跟她到康生那裏。
在康生那裏，先看到曹軼歐，她不招呼。進到康生住的大房子，張春橋、姚文元已先在，可見他們經常在一起論事。
談話開始了。記得江青第一句話：“你們借口擁護林副主席，實際上反對林副主席……”以後各人相繼轟，原話現在記不起來了。
隨後，組織上通知我，由周恩來同誌、康生幫助我寫反省。記得周恩來同誌沉默寡言，沒有談什麼，發言的是康生。我在廬山的檢討發言內容，基本上是康生授意的。
在我做檢討的會上，我非常感謝恩來同誌：他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寫就的稿子。當然，也可以說，因為我的普通話說不好。
會畢，就在會場上，我高興地去感謝周恩來同誌。康生也在那裏。恩來同誌說，你感謝康生好了。
恩來同誌說的正符合事實，是康生給我打了檢討稿的底子。
康生很冷淡的回答：“不要怕醜。”
檢討會的第二天，我覺得事情完了，回家務農好了。可能是恩來同誌不放心，叫了大夫、護士來看我，要我出去上廬山一遊。我請他們和做招待工作的同誌一塊走。遇到風景好處，同大家照了幾張相片。照相後，又繼續遊山玩水，這一天是從到廬山後最高興的。
但是，風聲所播，也是興盡悲來了。流傳的話就是：“陳伯達並沒有沉痛，還去遊山玩水哩。”
於是，會又開了，這時我已不能參加任何大會小會，但似乎簡報還看得見。有些關於我的事，是從簡報上看到的。
後來聽說，在一個會上，有人曾經批我在大的問題上沒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來同誌解釋說，是：“在一些大的問題上沒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沒有配合。”並指出例子。在那樣條件下，周恩來同誌竟說這樣的話，更使我感到他對事對人的公正。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終於閉幕。在閉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
就在這天深夜，江青接到林彪的電話，說是葉群前來看她。
江青非常得意。因為葉群來訪，定然是向她負荊請罪。出乎江青意料，葉群來了，竟帶著黃永勝（9月31日從北京飛往廬山）、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諸“將”而來，隻是沒有“相”。
葉群對江青說：“這次我們上了陳伯達的當，犯了錯誤。林副主席多次批評我們，辜負了主席的教導，對不起江青同誌。林副主席一定要我們來向江青同誌道歉，請江青同誌原諒。”
江青一聽這話，大喜，說道：“老夫子跟張春橋、姚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輕嘛！我們不能上他的當。”
這下子，雙方都往陳伯達身上推。據吳法憲交代，林彪非常明確地對他說：“錯誤要往陳伯達身上推。強調上當受騙！”
中共中央全會的新聞公報，按照慣例是在閉幕當天發布的。這一回例外，拖到9月9日晚才發布公報。這可能因為毛澤東需要斟酌公報詞句時間。
正式發表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公報沒有真實透露霧中廬山那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隻是用很模糊的語言寫道：“全黨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提倡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勝利的基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