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她在北京並不如意。她和張春橋、姚文元在一段時間裏回到上海去議論他們在“九大”後各種計謀。他們為什麼不在北京呢？因為中央的會，中央的事，還是周恩來同誌主持，他們的陰謀詭計，遇到了阻力。
後來，當江青回到北京，在1969年10月，林彪和葉群卻又神秘地離開北京毛家灣，飛往蘇州。林彪瞞著江青，也不驚動在上海的張春橋。
可是，張春橋迅速得知蘇州來了一位“大人物”，並馬上電告江青。
林彪剛剛抵達蘇州，江青就“追”來了——把一包文件派人送來，弄得林彪極度不快。
林彪秘書張雲生記述了林彪與江青的這一幕爭鬥：
沒過幾天，江青就寄給林彪一包子文件，請林彪表態支持。
這包子文件裏，共有兩份篇幅很長的材料，另附有一封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黨的一封關於文藝問題的長信。信中不僅把“文革”前17年的文藝界說得一無是處，而且把“九大”前後的文藝工作現狀也描述得一團漆黑。中心意思是批所謂“有些地區、有些人以宣傳樣板戲為名，行歪曲、破壞樣板戲之實。”信中認為，很多地方正在排演的樣板戲，沒有一個是真正稱得上“樣板”的，樣板戲已經被糟踏得不成樣子。信中認為這是“文藝黑線正在陰謀複辟”的“信號”。信中大聲疾呼，必須向這些“反革命邪風”作堅決鬥爭，並要求以中央名義把她這封信轉發全黨，以引起廣泛“警惕”。另一組材料的標題是《周揚鼓吹資產階級文藝複興的一些言論》，江青、姚文元在裏邊幾乎逐句、逐段地加上了旁批，許多批注所上的綱令人不寒而栗。這是前邊那一封信的“附件”，也是要轉發全黨的（引者注：江青的長信及關於周揚的批注，據雲是姚文元起草的，前後改了八遍）。為了這兩份材料能夠順利出籠，江青特致林彪一封信。信中大肆表白她是多麼忠於毛主席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並且多麼渴望為此作出一點“貢獻”。但她又苦於“有些人”對她不夠“理解”，使她難於施展。她相信林彪是“理解”她的；因此懇求林彪給予支持……
其實，在1969年夏，江青曾把這兩份文件送給林彪。林彪批了“請政治局討論後呈主席批示”。毛澤東看了江青的兩份文件，不予理睬。這一次，江青再送林彪。
林彪怎麼辦呢？他又寫了批示：“再請政治局討論後呈主席批示。”林彪又把“球”踢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再次壓了下來……
毛澤東、林彪、江青在演出頗為有趣的“三國誌”！
“天才”之爭
中共“九大”之後，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因為三屆人大是1964年召開的，已經過去五年，何況要“罷免”劉少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之職，必須通過人大。
召開黨的代表大會，要準備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召開人大，則要準備政府工作報告和修改憲法報告。
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理所當然由周恩來總理主持。
修改憲法工作呢？毛澤東指定由康生主持，陳伯達參加。本來，應當由陳伯達主持的，因為陳伯達畢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號人物”。可是，由於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之爭中，康生占了上風，所以這一回毛澤東仍指定康生來主持。
陳伯達作了如下回憶：
“九大”後，由康生主持修改憲法，叫我也參加。我記憶所及：康生主持的原來所擬的序言，不提中國人民大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好像隻是“文革”才開始中國的革命。雖然後來會上討論後，做了點綴，但沒有必要的分量。
討論會在懷仁堂。一天晚上，我在衛生間，忽然聽見吳法憲聲音很大，似乎還拍桌子。我出來時，事已沉寂。旋即散會。吳法憲沒有走，我問他是吵什麼事。據吳法憲說，張春橋否認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發火了。
聽吳法憲說時，我認為吳法憲是對的，因為我也認為毛主席是一個天才人物，雖然我在過去似乎沒有這樣說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承認曆史上有天才人物。說毛主席是“天才”並不錯。但同吳法憲談話時，我並沒有大肆渲染這件事，聽他說後，我隻覺得張春橋可笑。
時間很短，我即同吳法憲出懷仁堂。開會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見懷仁堂門外，康生的秘書李鑫一個在汽車上未走。我想，他會是康生留下觀察的……
懷仁堂多事。這一回，為著修改憲法，又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修改憲法，怎麼會忽然爭起了“天才”問題？
原來，這次修改憲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澤東。關於毛澤東的評價，在當時，最“權威”的莫過於林彪為《毛主席語錄》所寫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話：
“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