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陳伯達完全處於孤立的境地了。
終於，江青得知毛澤東對陳伯達寫的初稿有過批示，而陳伯達竟不告訴她，更不告訴康生、張春橋、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說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
陳伯達與江青、康生大鬧起來。陳伯達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謀劃策，以所謂我“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為借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搞了一個大會，到會的人在大廳裏幾乎坐得滿滿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會議主席，“陳伯達作檢討”。
她同康生兩人“你唱我和”。我隻說了一句話便被打斷。
江青說：“陳伯達不作檢討，不讓他說了。”她也不讓參加會議的其他人發言。
當時工作人員一般都穿軍裝，我在會上穿的也一樣。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領章。
我看，這個會是為打倒我而開的會，沒有什麼可辯，就大喊一聲：“大字報上街！”（即讚成打倒我的大字報上街）。
葉群在會上高呼：“擁護江青同誌！”
江青聯合康生，差一點要把陳伯達打倒了。在這個節骨眼上，最令陳伯達吃驚的是，葉群居然會高呼“擁護江青同誌”。
不過，會議剛剛結束，葉群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種場合，她隻能那樣喊！
開了那次批評會之後，陳伯達依然不服，他還是寫他的那份政治報告，不願跟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這麼一來，就有了兩份不同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在這兩份政治報告中必須作出選擇：要麼用陳伯達起草的，要麼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於江青在背後的活動，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交由中央討論。這當然意味著他們寫的政治報告一旦獲得通過，將會被大會所采用。
陳伯達在討論的時候，抓住機會，也對他們的稿子提出意見。這時候的張春橋，已經不把他這個“組長”放在眼裏，與他公開吵了起來。
陳伯達是這樣回憶的：
衝突的一次集中的表現，是在“九大”預備時期。我在中央會議上，對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所擬的“九大”政治報告稿（即林彪在“九大”會上念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
張春橋反駁說：“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世界上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國，如盧森堡、比利時等國；你舉的現在中國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毛主席聽了以後，進衛生間。出來後，毛主席說：“考慮在報告上添進陳伯達的意見。”
但是，這麼一來，使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異常激怒。
過了兩天，開一個會，對我進行了一個從來沒有的、言詞極其激烈的責斥和批評。
在我倒後，“四人幫”接連不斷地攻擊所謂“唯生產力論”，並反過來對我加封一個所謂“伯恩斯坦”的名義。
陳伯達依然故我，還在寫他的政治報告。他企望自己寫的政治報告，能夠得到毛澤東的讚許。一旦毛澤東認可了，他的稿子就會被采用。他非要爭這口氣不可。這倒不是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著他這位“理論家”一錢不值！
與此同時，在釣魚台，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們起草的政治報告。
這是一場激烈的競爭和格鬥——“九大”的帷幕還未拉開，陳伯達跟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已在那裏拚搏了！
離“九大”召開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兩派“大秀才”還在那裏鬥法！
陳伯達改了一遍又一遍，總算寫出了政治報告。他恭恭敬敬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連同他寫的政治報告，裝入一個大牛皮紙口袋。然後，把牛皮紙口袋親手封好，寫上“即呈毛主席”。
往日，他住中南海迎春堂，定然親自走去，送到毛澤東那裏。如今，他住在米糧庫胡同，要見毛澤東已不那麼容易了。他隻得派人送往中南海。
陳伯達在家靜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個月寫出的政治報告，一定會受到毛澤東的嘉許。“九大”一定會用他的稿子。他畢竟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理論家”，寫過那麼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會比康、張、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個牛皮紙口袋，從中南海退回來了。毛澤東親筆在牛皮紙口袋上寫道：
退伯達同誌
毛澤東
陳伯達以為毛澤東會有親筆信給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紙口袋，頓時傻眼了：原封不動，毛澤東沒有拆！
陳伯達如五雷轟頂，毛澤東不拆信，意味著對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紙口袋是他親手封的，他看得出，沒有被拆過！
他拆開牛皮紙口袋，裏麵裝著他給毛澤東寫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陳伯達對筆者說：“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是的，陳伯達是很傷心。
這不僅僅意味著他一個月的心思白費，而且意味著他在與江、康、張、姚的競爭中敗北！